司马迁的《史记》是大量运用了创造性思维进行创作的成果，也是我国古代极具典型意义的应用创造性思维进行学术研究的光辉巨著。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超然的地位。本文以司马迁及其所创作的《史记》为对象，以创造性思维学的理论为依据进行研究和探讨。
　　 司马迁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机制，本文分为外在机制和内在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外在机制主要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对司马迁的思维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先秦哲学传统，另一方面来源于汉武帝时期外紧内松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繁荣的经济形势。内在机制主要是司马迁史官家庭的教育背景和他自身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点和创造意识对他的创造性思维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司马迁的超前思维主要体现在他的商品经济思想上。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相反，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张重视商业、鼓励交易。他首次专辟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样的经济史篇章为后代史书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开了先河。他的“善因论’’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他主张国家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让民众自行生产和贸易，不要去干预，更不要抑制；在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前提下，在某方面进行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理论与几千年后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不谋而合，司马迁的超前思维可见一斑。
　　 司马迁的整体思维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族思想上。在司马迁的时代，中原王朝的主要民族观是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这种观念将华夏族以外的四方少数民族都看做地位低下的“夷”。而司马迁却摒弃了这种观念，他持有的是统揽大局的“民族一统”观，也被称作“大一统”。“大一统’’的民族观念，将中原民族（汉民族）与四方少数民族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差异又互相联系，都是炎黄的后裔。他在多元中找到一元，结束了繁芜纷杂的民族观念，推出完整的“炎黄子孙”系列，指出东南西北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的臣民。他站在全局的角度审视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
　　 司马迁的逆向思维主要体现在他的“义利观”上面。在司马迁的时代全社会普遍遵从儒学“尊义耻利”的道德观，唯独司马迁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指出世人逐利也无可厚非，逐利往往还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出于这样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世人所耻的商贾立传，更提出“素封论”为商人正名。正是因为司马迁叛逆的“义利观”，使他长时期被传统卫道士所诟病，比如班固就批评他“是非谬于圣人”，可见其思维的逆向性和敢于发表“异端学说’’的勇气令后世学者敬佩。
　　 司马迁的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他“亦此亦彼”的史评原则。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司马迁都有一种辩证的态度，从不武断的评论善恶是非，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人物和事件，既能指出谬误又能彰其功绩。所以说，司马迁的辩证思维具有“亦此亦彼”的鲜明特点。
　　 最后，本文着重论述了司马迁创造“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所显现出的创造性思维。为了论证“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典型代表，本文将它与中国传统的其它史书体例和司马迁同时代的外国史书体例进行了简要对比。对“纪传体”所表现的创造性思维主要从联想思维、组合方法、发散思维和系统思维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又集中讨论了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相互作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