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家庭财富水平不断上升,居民家庭对财富增值保值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互联网金融的迅速普及,居民理财的进入门槛显著降低,各类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资产配置选择,但是居民在资产配置时,面对的金融产品种类和产品复杂程度也将大幅的增加,这对居民金融知识的水平和配置资产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居民金融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素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个体家庭进行财富积累、养老规划、平衡自身债务等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金融素养高的家庭,可以明智和合理地规划储蓄、投资和借贷等金融行为,更理性的做出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务方面的决策。因此,个体金融素养直接关系到了微观家庭经济福祉。因此,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我们需要运用覆盖面更广和样本数量更多的微观数据,深入地探究:金融素养是否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了显著的作用?金融素养可以影响家庭配置哪一类资产?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配置资产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其他因素有哪些?因此,怀着对这些问题的疑问,本文将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和2015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在理论分析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厌恶度的总体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金融素养、风险厌恶度对微观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梳理了金融素养、风险厌恶度和家庭配置金融资产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探讨了金融素养、风险厌恶度对住房资产、耐用资产和生产性资产的影响效果,最后通过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国内有关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同时运用了CHFS2013和CHFS2015共约47270户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金融素养影响各类资产配置的作用效果和我国居民家庭的配置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证明金融素养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证据。第二,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并未对作用机制进行探究。本文发现金融素养既能直接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也能通过中介变量—风险厌恶度来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发现丰富和完善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金融素养对家庭配置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风险厌恶度对家庭配置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明显的降低作用。金融素养对家庭持有生产性资产的比例有一定正向影响。金融素养和风险厌恶度均对家庭耐用资产占比不产生显著影响。2015年,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家庭和城市家庭持有住房资产比例存在一定正向影响。（2）金融素养既能直接提高家庭配置金融类资产的总量,也能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厌恶度水平来促进微观家庭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风险厌恶度在其中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3）2013年至2015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存在一定比例增长,居民家庭配置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比例有一定上升,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持有规模和持有比例均有上升,城镇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和风险资产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家庭。现金和存款等非风险资产是我国居民家庭配置资产的主要途径,股票和理财产品是风险类金融资产中配置比例最高的种类。金融素养方面,居民金融知识平均水平偏低,尤其对通货膨胀相关知识理解不足。金融课程和培训的教育体系仍然落后,金融主观关注态度不足。金融知识水平与年龄成倒“U”形曲线关系。金融知识水平与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我国大部分的微观家庭风险厌恶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