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也出现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贫困、失业、不平等也成为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三大难题,为了使这一问题能够得以解决,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理念,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共享发展成果、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而成的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覆盖广等优势在经济增长、机会公平、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助推着我国包容性增长。基于此背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传导渠道。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文献综述,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相关理论基础,同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包容性增长水平,还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以及创业活跃度从而促进包容性增长,此外,两者之间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以及指数分析两个方面描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并从经济发展、机会公平、发展成果共享、绿色与创新发展4个维度22个具体指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指数,对我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首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并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了异质性研究;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与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从而促进包容性增长;最后,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从全样本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的提升有助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从异质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对西部地区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从两者的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各省份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包容性增长,但是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促进包容性增长更加显著。（3）从两者的空间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指数、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均会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三者可以显著的促进本地包容性增长,而对邻近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本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却促进了邻近地区包容性增长水平。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性建议:适当加强金融市场风险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金融行业技术创新,保障经济稳定增长;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全面推动包容性增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