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售是航空公司收益管理的常见手段之一,在民航业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国际惯例。我国民航业20世纪末引入超售,而东西方国家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西方超售做法在国内应用产生冲突。并且随着大众获取信息能力增强和时间价值的提升,“公共领域”的租值明显提升。旅客的寻租意愿潜在增强,旅客开始借助“纠纷对抗”或者群体性事件等其他极端行为向航司施加成本,航司面临超售收益和超售纠纷的两难困境,乃至整个民航业时常陷入公关危机旋涡。因此,本文致力于帮助航司摆脱两难困境现状,试图突破传统的单边自利思维,提出以社会整体福利改进为目标的超售机制创新研究。本文首先对超售问题研究现状与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其次以影响航司超售决策的因素和超售现有流程两个方面来对我国当前超售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当前超售机制局限性进行深入剖析:日益增长的拒载成本压缩超售空间和拒载成本的不确定性致使超售决策摇摆。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的民航超售机制创新:从契约治理视角提出事后超售转变为事前超售的具体做法,即事前对民航运输服务产品权利进行界定,且用确定的事前可控成本替代不确定风险。并对比分析超售机制创新前后,航司、消费者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变化情况。最后,为保障超售创新机制的顺利运行,同时提出宣传引导、先行试点逐步推进、完善服务补救措施、多主体协同参与的保障措施建议。在践行民航真情服务和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当下,构建起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航超售机制以及收益管理新理念正当其时。用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替代收益最大化目标,实现航司与旅客合作共赢,社会总体福利得到改进;用确定性价格替代不确定性风险,为航班座舱资源调配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最大限度提升民航运输载运率。用事前界定替代事后纠纷,维护航司品牌,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树立民航为民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