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而进入20世纪后,这种对话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对过往经典文本的重构上。作为一位颇具挑战精神的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对经典文本进行拆解、重构的行为由来己久,而她之所以能够在经典重构这条道路上取得令人敬慕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西方文学传统和经典文本的熏陶,同时又与她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社会涌现出的各种智性反叛思潮有关。经典文本在艺术上的巨大包容性和强大更新能力使得新晋作家能够对它们进行语境化改编,然而这些被光环笼罩着的经典作品又会用它们的辉煌业绩给后来者带来焦虑,这便促使他们产生了向权威发起挑战的决心,所以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行为既是向经典的致敬,又是与经典的竞争。同时,阿特伍德的“双重边缘人”身份又给了她确立民族文化存在和性别存在的必要性,于是重构经典便成为她对抗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场域。此外,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的质疑一切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阿特伍德等人的重构行为营造了适宜的气候。在重构经典文本时,阿特伍德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着手。其一,她用“陌生化”手去改造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在赋予女性以思考者和社会牛虻角色的同时,又对神和英雄们极尽嘲弄之能事。这种做法既暴露了传统作品中潜隐的性别模式,又从基本层面上确立了女性主体的身份意识和历史坐标。同时,她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的。她对源文本的体裁和结构形式进行了翻新,将曾经一目了然的情节复杂化；又改变了文本的叙述视角,把话语权交给了女性,让女性成为言说的主体；此外,她还在语言的使用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她会利用词语的多义性为读者呈现一场语言游戏的盛宴,又会根据女性的不同处境去调整语气和句式,以此来展现女性话语的别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