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已摆脱短缺经济的基本特征。虽然我国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但长期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代价高昂,中国经济面临着日趋上升的要素成本“地板”,与接近上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容量“天花板”的双重挤压,要素投入边际收益大幅收窄,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制定经济政策、确定发展思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眼于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部署。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组成单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细胞,以城市为对象对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研究,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现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来看,主要以国家和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测算中大多未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得出的结果不能客观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研究则更为缺乏。因此,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数据,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目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并分解,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特征、收敛性、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几个方面,对总样本和分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和对比分析,以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性,为政府部门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内涵、测算方法、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概括本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做的创新性研究。第一章为基础理论介绍。首先基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作简要回顾,接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最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为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描述性分析。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方法的原理进行了介绍,然后选取了包含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指标,基于CRS-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我国27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基于测算分解的结果,从总样本、区域和城市规模分样本进行了时间演变分析和对比分析。第三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首先对收敛理论和机制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总样本和分样本进行α收敛检验和纳入空间因素的绝对β收敛,并进一步纳入“连续性”“滞后性”进行条件β收敛性检验。第四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机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指标体系和空间动态SDM模型,以总样本和分样本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从短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首先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适宜性创新”模式与地区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接着通过建立门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论证“适宜性创新”模式的存在性。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指数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呈现出总体平稳趋势又有波动的特征;不同规模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也为平稳波动态势。2、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率增长幅度较小,已经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3、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水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整体呈略下降趋势,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西部地区整体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小幅上升趋势,中型城市和小城市的效率水平小幅下降,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又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4、全国城市、三区域和四组不同规模城市均不存在α收敛;中西部城市、小型城市不存在绝对β收敛;在加入影响因素后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中西部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不存在条件β收敛;进一步加入时间和空间的滞后项的条件β收敛检验,总样本、区域样本和不同规模的城市样本均呈现条件β收敛。说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基础和各影响因素有重要关系。5、科研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是当前推动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动力,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作用。区域间、不同规模城市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部城市TFP增长的重要动力,却成为阻碍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适用于特大城市当前的发展特征,起到了正向作用,却不适合其他城市的发展特点,第三,金融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提升了技术水平的同时可能降低效率,第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有一定程度上的“虹吸效应”。6、总体来看,我国存在“适宜性创新”模式,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促使自主型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三大区域的路径选择存在异质性,东部、中部采取自主型创新也较为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特征,西部城市则更适宜模仿式创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中型城市大体上来看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中部城市“适宜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小城市当前则更适合模仿式创新的模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电能源纳入资源投入框架,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作为污染物纳入“非期望产出”,进一步提高了测算结果的精确度,也体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二、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将空间和时间上的“滞后性”“连续性”特征纳入实证研究。一方面将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弥补了静态模型不能估计短期效应的缺陷,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三、在金融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构建中,使用了动态因子分析方法(DFA)确定分项指标权重,与普通因子分析只能处理截面数据相比,加入了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不仅能确保指标权重的客观性,也能全面地反映各分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四、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特征和实证分析中,不仅考察了城市总样本的普遍性特征,又分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分别做了分析和对比分析,把握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特征,为政策的精细化和因地制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