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承诺作为交易双方调整资产定价的契约工具,最开始形成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时期,随后在并购重组事件中得以广泛应用。本文以定向增发作为研究背景,主要是因为定向增发收购资产与业绩承诺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结合也越来越频繁。从实际运用情况来看,目前定向增发收购资产主要包括三种模式:一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二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三是定向增发募集配套资金收购资产。前两种属于资产购买类定向增发,而第三种属于项目融资类定向增发。然而,伴随着业绩承诺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运用逐步深入,许多不足之处渐渐暴露出来,比如一些业绩承诺方为了避免触发业绩承诺,假借盈余管理的手段来美化标的公司业绩;抑或是一些业绩承诺方在标的公司的业绩没有达到当初承诺的数值并且触发业绩补偿的时候,采用各种手段来变更或者逃避补偿责任,从而严重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从目前应用现状来看,业绩承诺仅仅是一种软约束。本文所选取的案例研究对象为斯太尔,便属于项目融资类定向增发。本文深入分析了该公司在项目融资类定向增发中签订业绩承诺的动因,同时从价值性和激励效应两个角度对业绩承诺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而试图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签订业绩承诺的动因及其实施效果。本文研究发现:一般而言,上市公司作为承诺方在项目融资类定向增发中签订业绩承诺主要是为了促进定向增发收购资产的顺利完成,同时降低高溢价并购带来的估值风险;另外,在项目融资类定向增发中签订业绩承诺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短期股价,但对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激励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并没有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