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村干部职业化的问题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在后税费时期,村干部职业化表现为村级组织成员的任命制、培养制、晋升机制,工作上的职责分化、文牍化、坐班制、工资制,以及检查方式上的考核制。然而该举措是否有违基层自治的精神,进而是否有违治理现代化引发了争论。本研究借助亨廷顿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于村庄个案,探讨村干部职业化同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民主参与角度来看,村干部职业化后,村委成员的产生受政府把关、决定,政府借助乡镇党组织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直接任命村支书,之后通过改变村两委选举顺序、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或者下派第一书记的方式,完成上级政府对村两委的渗透。但事实上乡镇任命的人都是预先培养的后备力量,这些后备力量在长期的基层经历中不仅积累了工作经验,还积累了民众基础,不出意外都能通过民主选举当选村干部,故不能简单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损害了民主参与。其次从职能执行角度来看,村账镇管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前提,在此之后资金的来源及决定权上移至政府,村内事务由此变为上级下派,并通过考核确保执行,这改变了此前村干部不作为的治理困境。最后从权威的合法性角度看,税费时期基层的“牟利化”导致了村级组织的合法性真空,职业化村干部却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用“绩效合法性”填补了空白。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村干部职业化与治理现代化并不冲突。但村干部职业化同时也意味着村级组织失去与上级政府、村庄社会的协商能力,因此可能内耗村庄的治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