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新闻是当代新闻中一个微妙的“场域”：一方面,它距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较远,被认为具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和自主性；另一方面,竞技体育本身又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使体育新闻生产过程时常受到上述两种权力的影响。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确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并延续至今。社会对于“举国体制”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描述了社会空间中的权力结构和斗争关系,他将该理论运用于新闻媒介,发展并形成了“媒介场”研究范式。本文采用“媒介场”的理论范式,考察当代中国各类报纸对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报道和呈现方式,以此揭示体育新闻场域权力结构的时代嬗变,从而管窥体育新闻生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正文部分的三章分别描述三个时间段：1949年至1979年、1980年至2006年、2007年至2009年；每一章的三节分别介绍该时间段内体育新闻的总体特点、“举国体制”的呈现图景、体育新闻场域权力结构。研究发现,在三个时间段中,报纸的“举国体制”报道经历了“遮蔽和称颂”、“质疑和批判”、“‘坚持’和‘完善’”三个阶段,这背后反映的是体育新闻场域内外权力构成和力量对比的时代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