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本饱受宋明理学批判的“私”之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辩护。在这种背景下,顾炎武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私的过分压抑,强调公私并重,另一方面通过扎实的考据功底,在公私视域下对现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批判,意欲通过约束君权,扩张民权的方式来摆脱晚明困境。本文通过分析顾炎武著作中有关其公私思想的相关篇章,分析和挖掘顾炎武的公私思想,以展现顾炎武公私思想的特征以及对近代的启蒙性和现代公私观念的影响。顾炎武公私思想是首先从为“私”正明,论证私心为善入手的。他将“性无不善”和“有私常情”内在的统一起来,最后论证出私心(情)为善,并且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主张,在逻辑顺序上对传统公私观念做了调整：个体之“私”是整体之“公”形成和巩固的基础,反之亦然。使私的存在具有了正当性,且是不可免的。而这也就引出下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私的发展?对此,顾炎武并未像李贽一样,一味高倡私欲、私心的发展,也未又回到宋儒的老路上,将私、欲压制到最低程度。而是主张先对公私关系进行层位性分析,分别对君臣民的私进行肯定,然后将三者对私的追求置于适当的程度,使“私”能够导向“公”,从而达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程度。如果说先秦的公私论述多围绕为政者展开,意图在于规范为政者主体的行为,宋明理学的公私论述则多是围绕道德主体展开,关注点也转向主体的利欲行为及心里活动是否符合义理的原则与规范。而顾炎武的公私论述则是将公私之辩扩展到了君国、天下、群、已等多个实体之间的相互讨论,突破了原本对行政主体和道德主体内部的局限,可谓是已经开始预示着传统公私观念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