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W.V.法拉尔所言,“尤尔通常只是作为《资本论》脚注里的一个幽灵般的人物而被人们提起”。然而,这种看似习以为常的状况恰恰预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空白。由于受文献资料和研究路径的双重制约,在我国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传统视域中,尤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问题被严重忽视了。尤其是在马克思理解机器大工业的支援背景问题上,我们过去往往将其归功于李嘉图和社会主义者。但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实际上,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布鲁塞尔笔记》)就大量摘录了尤尔的《工厂哲学》一书的重要内容,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多次加以利用和批判。只不过,受自身不同时期理论视域的影响,马克思对尤尔工厂哲学思想的把握并不是同质性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否定遮蔽、轻信误读到肯定超越及科学批判的复杂过程。在尤尔所处的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作为致力于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先驱之一,尤尔在长达20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英国(及欧陆)纺织工业的实证调查过程中对机器体系的一般原则、现代工厂制度的纪律规范以及资本、劳动和科学的现实关系获得了准确的理解,这也构成了《工厂哲学》一书的精髓部分。不过,作为工业革命的拥护者,他对现代工厂的实证研究正是为了论证工厂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另外,他还将基督教神学纳入进自己的思想体系来为备受指责的工厂制度辩护。这种实证研究和神学论证相结合的逻辑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并在《工厂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首次关注尤尔是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在那里,马克思对尤尔的《工厂哲学》进行了摘录。随后,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从人本学视域出发初次引用了尤尔,但此时马克思还不能理解尤尔笔下的机器大工业的意义。接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拜比吉和尤尔的影响下,初步区分了机器与工具、工场手工业分工和“自动工厂分工”。同时,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泛分工论”和阶级斗争逻辑的影响,马克思又试图从自动工厂分工中寻找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实质上,这是马克思受分工逻辑的牵制而对尤尔笔下的自动工厂特征的误读与轻信。到了《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工艺学史,并再次关注了尤尔的《工厂哲学》和《技术辞典》,这为马克思准确理解和超越尤尔的工厂哲学思想打下了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受尤尔关于自动机器体系描述的启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剖析了机器大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并初步认识了资本、科学和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然而,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彻底走出分工逻辑,加之孤立的机器大工业视角,这使得马克思在机器起源和劳动力贬值等问题上还存在理论缺陷。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视域出发,特别是随着对机器史的重新研究,马克思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本质特征、机器的定义、机器和机器工厂的起源发展、自动工厂的分工原则和工厂制度以及资本、科学和劳动关系等问题上都获得了质的推进。尤其是在工厂制度问题上,马克思首次肯定尤尔准确描述了工厂制度的精神,然后转向对尤尔观点的深刻批判。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己观点进行了系统深化和全面阐述,尤其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刻剖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内在矛盾,对机器体系的发展过程、自动工厂的分工原则与工厂制度进行了准确阐述和科学批判,从而建立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总之,作为“工厂哲学家”的安德鲁·尤尔对马克思深入理解机器大工业的实质、推进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