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下半年股灾初期,曾出现高管频频减持现象,一些高管甚至不惜辞职来完成减持目的。7月8日,证监会紧急发布了为期6个月的“减持禁令”,减少大规模的减持。为了防止减持禁令到期后出现又一次的减持高峰,证监会又于2017年5月27日修订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对现行减持市场上违规无序行为加以防范,向公司及投资者普及价值投资理念,稳定市场预期。至今,减持新规发挥效力已有3年多时长,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基本完善,资本市场环境正逐渐改善。减持新规朝着正确的方向虽仅迈出了规范化治理的一小步,法规的效力却已足以重挫高管及股东违规减持行为。尤其减持新规中针对董监高减持在减持范围和信息披露方面加大了监督力度,提出减持预披露的计划,加强事中和事后的披露监管,颁布更为细化的规则降低了高管的信息优势,高管减持获利水平明显下降。由于对股东减持的法规颁布时长较短,对于此类制度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减持新规的制度背景为我国减持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在当前国家法治化建设下,新规也为未来的制度完善指明方向。本文以2016年1月—2020年1月高管在二级市场上减持股票行为为研究对象,验证减持新规是否能够降低高管减持时的超额收益水平。通过事件研究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加入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并控制好相关变量后,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作为公司内部人存在明显的信息优势,能够在减持时获得超高的收益水平,减持新规实施后,高管的超额收益率得到显著降低。减持新规能够发挥法规效力,减少内外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高管减持时的超额收益率,20个交易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在减持新规之后能够降低1.37%的收益率水平,减持新规对高管起到了规范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内部信息披露水平和外部法制化环境会对减持新规的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内部信息披露质量差,所处地区法制化环境低的企业,减持新规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新规后高管的获利水平下降程度更大。同样也发现,高管在减持时利用媒体主动管理的造势行为会对政策效果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后,本文对减持新规的法规效果有了更加深刻见解,尤其是从内部人信息优势的角度,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根据当下的资本市场情况以及投资者角度,对完善法规的制定、引导市场有序减持、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提供了相关建议,为未来的高管及股东的内部人减持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