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大效益最佳化一直是城市规划的基本目标。但在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规划,由于相关有效制度供给的不足,城市规划的社会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无法保障社会发展目标在城市规划运行过程中实现,使得“社会效益”虚化。从有助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角度探讨城市规划制度环境建设,成为本文的出发点。论文从城市规划的社会本质特征、社会作用机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以及与城市规划相关的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阐述城市规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城市规划制度环境与社会发展目标偏离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城市规划制度环境的建设导向。研究认为,与城市规划相关的社会发展目标应包括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安全、公众积极参与以及良好的生活质量等;城市规划制度环境应由规划法制、规划行政、规划组织和规划社会监督组成。城市规划应注重从规划法制的社会发展保障导向、规划行政的社会发展公平导向、规划组织的价值中立导向、规划社会监督的建立与完善等方面进行制度环境的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制度创新和制度环境建设是中国城市规划改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