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相对成熟的欧美股票市场，还是在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股票市场，量和价的研究一直是投资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技术分析者利用量和价作为基本的分析要素来指导投资，还是学者们建立信息理论模型或交易理论模型等量价模型研究信息传递和投资者行为，量价关系的研究在理解市场微观结构和信息流动机制、增加实践研究法的检验有效性、研究股票市场价格经验分布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在对量和价关系的研究中，往往会有异常的量和异常的价出现，并在初期被研究者作为噪声摒弃。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人们认识到市场主体行为及其心理认知对于解释市场的异常现象具有经典金融理论所不能达到的作用，曾作为噪声摒弃的异常量和异常价被认为同样具有反映市场信息甚至市场主体行为的能力。极端的成交量被认为包涵了对未来收益的信息，并在得到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和证实。研究者最先在美国股票市场发现极端交易量能够影响股票未来价格，提出了“大交易量溢价效应”（High-Volume Return Premium）。随后，研究者们对各国市场进行类似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中国市场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投资者结构的不同，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表现也不同，既有认为大交易量溢价效应在A股市场仅在短期有效，也有在研究后认为大交易量溢价效应在中国市场表现为负值。　　随着我国A股市市场于2010年3月31日启动了融资融券业务试点，融资融券的开展更是对量和价的关系形成了冲击。融资融券的本质是信用交易，资金和股票的供给在得到大幅增加后会在市场中通过量的变化影响价的变化。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从股票的波动性、股价的有效性等方向研究融资融券的影响，对融资融券是否加剧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结论不一，但多数认同卖空约束的存在阻碍了信息的传递并导致股票被高估。而我国市场由于融券机制的不完善，单纯的融资交易为投资者提供了追涨的渠道，加杠杆和去杠杆过程将使得股票崩盘风险上升，而且余额的变化对市场涨跌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在融券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融资余额的变动与市场的波动高度相关，即孕育了一波短暂的杠杆牛市，也给予了投资者三次惨痛的股灾经历。融资融券业务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量和价尤其是异常的量和价也必然会造成巨大影响，但在以往的对中国市场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研究中却很少见到有把融资融券的影响考虑在内的。值融资融券制度在我国A股市场实施近7年且已积累了较为充分的数据，本文将重点研究融资融券的推出、融资金额的变动对我国市场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影响。　　本文主要围绕融资融券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影响研究来展开。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大交易量的定义做出了一定的改进，并提出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历史均量法，主要沿用了将个股日交易量和形成期交易量均值的比值定义为大交易量的做法，结合技术分析中常用的移动平均线的方法，当该日成交量高于前二十日均量两倍时即认为产生了一次大交易量事件；第二种是利用 GARCH模型对个股的成交量变化率进行建模，如果模型的标准化残差超过了其分布右侧99%的临界值，则认为产生了大交易量事件。　　在研究融资融券大交易量溢价效应影响之前，本文先对融资融券开展是否影响大交易量发生概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在基本统计中，大交易量的发生概率在可融资融券阶段时高于在不可融资融券阶段，融资融券股票的大交易量发生概率高于非融资融券股的大交易量发生概率，回归分析得出了融资融券能够提高大交易量发生概率的结果。随后本文使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计算股票的异常收益，并以发生了大交易量事件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了股票在大交易量后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发现可融资融券阶段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高于不可融资融券阶段，融资融券股票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高于非融资融券股，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融资融券在短期内对累积平均异常收益具有正的影响，证明了融资融券业务推出会提高个股的大交易量溢价效应。　　为了进一步研究融资交易对我国市场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大交易量样本中在大交易量发生时是融资融券标的的股票，通过融资金额的变动情况研究其对大交易量溢价效应的影响。在大交易量发生后，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冷却，成交量的下滑伴随着股票收益的下降，然而无论是融资买入对成交量的占比还是融资余额均在大交易后短期出现了上升和增加，与成交量在短期的快速下滑恰恰相反，这显示出融资买入者与传统投资者在对待大交易量这一事件的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在对大交易量后的融资增长率和异常收益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成交量的下滑导致了异常收益的下降，而融资余额的增长促进了异常收益的增加。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融资融券增加了股票发生大交易量的概率；非融资融券股票在短期存在比较显著的负的大交易量溢价效应，融资融券业务推出提升了大交易量溢价效应；对于融资融券标的而言，大交易量后融资余额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大交易量溢价效应。　　这样的实证结果与我国投资者结构中散户占据主体地位、融资融券制度“一条腿”运行等有着较大的关系。杠杆交易的过程既使得成交量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同时也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吸收。A股投资者按照传统的二元分类可划分为知情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本文认为融资交易者不同于知情交易者或者噪声交易者，这一群体的出现改变了我国的投资者结构，使得投资者的行为模式更加多元，融资交易者对信息的追逐促进了信息的快速吸收和股票定价效率的提升，从而使得以往的负的大交易量溢价效应减弱。而如何选择投资获取收益，如何衡量利弊完善市场，本文为投资者和监管者均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本文的创新有两个：第一，把融资融券这一新鲜而又重要的事物纳入了大交易量的研究视阈，填补了融资融券和大交易量溢价效应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其次，对前人定义大交易量的方法做出一些改进，并提出了以GARCH建模的方法产生大交易量，并验证了两种方法的一致性。此外，本文使用了1306只个股2007年至2015年中总计八年半的数据，覆盖面较广，时间长度也比较长，跨过了两次大的牛市，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本文在研究过程，难免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性，且对融资交易具体影响价格的过程缺乏日类高频数据和模型的支持，而本文也将继续该研究方向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