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制成品出口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迈入贸易大国的行列。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处于分工低端,出口增加值率不高,密集使用非技术劳动,技术等高端要素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远远没有达到贸易强国的标准。中国的出口贸易如何由“总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型、由低增值率向高增值率转型、由密集使用低端要素向密集使用高端要素转型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转变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扮演着获取技术、过剩产能转移、全球价值链布局等重要角色。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经典文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规模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遗憾的是,相关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出口增加值及其要素含量内涵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出口增加值是指出口总值中的国内贡献部分,是国内产品出口的准确度量,出口增加值内含的劳动和技术概念从要素含量角度揭示了出口的转型升级内涵。因此,本文从规模、行业结构、内含劳动结构、技术含量四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不仅深化和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理论研究,还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提供了思路,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发现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规模的相关研究,理论分析认为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国内出口,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出口,但实证分析并没有区分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无法考证两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另外,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出口增加值是国内生产出口的准确度量,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规模的关系尚缺乏研究。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结构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出口商品结构上。最终商品形态的出口结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最终产品的价值并不都在国内产生,还包括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因此,简单的产业结构研究和产品结构研究不能代表国内真实的产品和贸易结构。二是出口品的产品结构变化不能完全反映出口转型升级,当产品结构不变而高级要素投入增加时,产业升级依然可能发生。第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水平的研究着重从逆向技术溢出机制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改变母国出口技术含量的机制包括产业结构变化、技术水平变化等多个渠道,而现有实证研究缺乏对相应渠道的针对性检验。立足于现有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增加值规模及其行业结构、内含劳动结构、技术含量的发展现状,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增加值发展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然后,采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从规模、行业投入结构、劳动结构和技术含量四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具体如下:第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增加值规模和结构的特定性机制,认为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有差异化的影响,并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就规模效应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均促进了出口增加值提升,但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增加值的滞后效应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较垂直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有更加显著、持久的促进作用,而对发达国家的垂直对外直接投资较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有更显著、持久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对发达国家下游生产环节布局型垂直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互补效应。(2)就结构效应而言,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跨国产业转移、要素跨行业流动等渠道降低了母国出口增加值中资源行业占比,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优化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结构。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促进作用尤其突出,说明垂直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形成“总部服务经济”,促进出口增加值结构改善。第二,拓展Feenstra和Hanson(1995)的理论模型,同时考虑顺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的影响,发现存在价值链转移机制和技术溢出机制,并使用中国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相应理论假说,研究发现:(1)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端价值链转移效应降低了母国出口增加值技术劳动占比,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国内价值链升级,提高了出口增加值技术劳动占比;(2)顺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低端价值链转移效应提高了母国出口增加值高技术劳动占比,但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母国低端环节比较优势强化,压缩了高端价值链发展空间,不利于母国出口增加值劳动要素结构升级。第三,从技术效应、生产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方面提出分析框架,采用WIOD数据测算中国对84个国家的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及其三元边际,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影响和三种特定机制的存在性。基本结论如下:(1)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三个渠道提高了母国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实证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最大,总量效应次之,结构效应相对较小。(2)就出口品类型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正向作用较为突出,大于对总出口的促进效应,而对资本品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3)就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类型而言,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效的改善了母国投入产出结构、促进了出口总量增长,进而提高了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仅出口总量机制显著存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含量的正向效应高于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且其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都显著存在。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研究延伸到出口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总值不再能代表国内生产的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机制可能与对出口的影响机制不同。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是具有创新性的。第二,将出口增加值问题的研究扩展到出口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劳动结构、技术含量问题上,这是出口总量研究无法做到的,是对出口增加值问题研究的扩展和深化。目前出口增加值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其规模测算问题,其他内涵尚未得到关注。第三,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本文基于《境外投资合作企业(机构)名录》,提出相应测算方法,得到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水平、垂直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从而实现对水平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第四,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顺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的影响。现有的理论研究大多从发达国家角度研究顺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顺-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并存,缺乏针对发展中国家逆分工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第五,从技术效应、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和出口规模效应三个机制出发,建立分析框架,并提出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及其三元边际测算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OFDI影响出口增加值技术含量的多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