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民事纠纷是指受害人以生育权受损为由提起的侵权之诉。笔者收集了五十个较为典型的生育权民事纠纷案例,这些案例依当事人身份的不同可被区分为“非配偶间生育权民事纠纷”和“配偶间生育权民事纠纷”,根据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不同,前者可被进一步区分为侵害生育功能型、不当出生型、错植精子型,后者可被进一步区分为配偶无法达成生育合意型、配偶婚前隐瞒不育症型、欺诈性抚养型和违反生育协议型。这些不同的案件除共同涉及当事人所主张的“生育权”是否是一项受民法保护的独立的民事权益这一基本问题外,同时还涉及以下问题:在“侵害生育功能型生育权纠纷”中,生育功能受损者除可以以健康权受损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外,是否还可以以生育权受损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在“不当出生型生育权纠纷”和“错植精子型生育权纠纷”中,受损夫妻除可以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外,是否还可以主张生育权侵权损害赔偿?在生育权纠纷发生在配偶间时,配偶一方是否拥有相对于另一方的受法律保护的生育权?婚前隐瞒不育症、欺诈性抚养和违背“生育协议”等行为是否可能构成对配偶生育权的侵权?对于以上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多有争论,其中,既有赞成生育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的,也有主张应通过健康权、配偶权或一般人格权等权利保护路径来实现生育利益保护的,其裁判路径可谓是多种多样。以上做法和主张虽各有其道理,但也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生育权作为一项源于《宪法》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立法的法律权利,性质上应属于宪法基本权利,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内容上主要包括防御国家的不当干预的权利和要求国家为一定给付的权利,前者在性质上应属于自由权,后者属于社会权。由于前一自由权也可受到私人的侵犯,且无法被具体人格权完全涵盖,故而有必要将其私法化,以便使之能够得到民法的保护。基于生育自由的精神利益属性(内涵了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价值)及其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适当的生育自由私法化路径应是一般人格权化,而不是具体人格权化或者使之通过寄生于健康权等权利来间接受到民法的保护。生育自由作为一种受一般人格权制度保护的得为男女共同享有的人格利益,并不以公民已结婚为享有的前提,故不是配偶权的权利内容。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夫妻之间并不存在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受法律保护的生育利益。对于前述不同的生育权民事纠纷案型,应依前述法理和规定做出相应的裁判,其具体的裁判路径为:在侵害生育功能型生育权纠纷中,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流产或丧失生育能力,所受损害一般为身体权、健康权,加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此外,身体权与健康权受害人本人及其配偶的生育利益也受到损害,生育利益属于一般人格权,侵害一般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加害人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不当出生型”生育权民事纠纷中,夫妻双方因医疗机构的过失导致丧失及时终止妊娠的机会,所受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及一般人格权损害,就财产损害而言,加害人应赔偿夫妻因抚养残疾子女付出的与抚养正常子女相比多出的支出,就一般人格权损害而言,加害人侵害一般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错植精子型”生育权民事纠纷中,医疗机构的错植精子行为导致妻子生下与丈夫无血缘关系的子女,侵害了夫妻的一般人格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配偶无法达成生育合意型”生育权纠纷中,因为夫妻之间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生育利益,所以一方违背另一方生育意愿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被告人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配偶婚前隐瞒不育症型”生育权纠纷中,被隐瞒的配偶所受损害为婚姻缔结自由而非生育权;在“欺诈性抚养型”生育权纠纷中,原告在生育利益方面遭受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无因果关系,故被告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违反生育协议型生育权纠纷”中,生育协议限制了当事人的生育自由,违背善良风俗,应被认定为无效,违反生育协议的当事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在夫妻之间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生育利益,故违反生育协议的行为亦不构成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