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今是难事；译者，向来难做人。自古以来,人们对翻译的需求与标准总难实现统一,译者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因为既要忠实地再现原著,又要创造性地使译文有效地服务于译语读者。那么,忠实是否是有效翻译的前提?忠实如何界定?再创造是否是译者对作者的越位以及对译语读者的迎合?再创造的理性内涵是什么?“忠实”与“再创作”这对翻译中的对立统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译界,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临界以达到两种语言与文化间的有效沟通,始终是翻译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文章运用综合文献分析法,从历时性视域,以语言的自然性特点与多样化生态为分析层面,对“忠实”、“不可译”、“语言决定论”等译界长期存在的争执以及当下盛行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给予理性审视,对“主体”之喧嚣,“忠实”之消匿的翻译研究现状深为忧虑。文章认为:“忠实”与“再创造”实质上是两种语言观的对立,即传统的语言工具观与现代的语言思想本体观的对立。传统语言观建立于世界物质与人类思维具同一性的基础上,而现代语言观则建立在世界本质的差异性基础上。前者认为由不同语言书写的文本之间是可译的,且需忠实,才能有效传递原意;后者认为不同语言的文本存在质的差异,不可译。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交际为目的的翻译,正是通过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共性才实现了各自差异性的体现,共性是连接人类思想与情感的中介,也是各利,族之间识别与接受差异的前提,是人类的共性构筑了彼此依存的基础,同样,也因人类的多元与差异丰富了彼此生活的内容。所以,世界的差异和隔绝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当今的翻译研究已从原著与原作者的话语中心抽身出来,转向原语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如:翻译过程、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译者的宗教信仰与道德场域等解构性极强的多元化翻译研究倾向。这些以解构主义、权力话语、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等翻译理论批评话语为主潮的翻译研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消解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并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同时,使其转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众多新的翻译研究范式开阔了译者的审视视野,给译学带来了多元化、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视角,使翻译冲破单一的“文本中心”、“作者中心”的狭长隧道,进入广阔的“外层空间”。然而,当译者被冠以“主体”并受到“民族”、“政治”、“权力”等意识形态的熏染时,译者对原著的干涉、甚至破坏就不可避免。同样,当译者所受到的翻译以外的诸多干扰因素被夸大时,翻译就会被当成某种“意图”。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会导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扭曲、变形。所以,当译者一味寻求自身的权力而非专潜心于对文本的理解时,原著的命运可想而知。文章通过人量实证分析,进而得出:第一、语言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这是文化传输与对话的前提,若因两种语言间异质因素的存在而否认语言的共性、过分夸火语言间的对立,只能导致翻译不可为、作品不可译、忠实即虚伪、翻译是再创造或意义再生等偏激论断。真正的翻译追求的是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第二、对原文的潜心理解是翻译的根本属性,翻译中的“再创造”应被看成是“强调再创与原文相同的意境”。但人们对“再创造”本质的误解导致了无法约束的结果——过度的意译或释译,违背原文的宗旨,僭越作者的意图,成为偏离翻译本质的伪翻译或伪创造。它混淆了创作与翻译的界限,模糊了译者主体能动性之度的把握。如果阐释者一味追逐能够“产生意义的误读”,而非专注于对文本的理解,那么,翻译将进一步蜕变为一种既不像创作也不像翻译的畸形文类。第三、忠实地解读文本仍是翻译的灵魂与基准,忠实是最艰难的创作。但是,当“信”的翻译标准被消解、被丢弃,代之以重写、改写与再创作时,译者就不仅违逆了原文的意图,更违逆了翻译实践的基本规则。第四、忠实不仅是一种伦理态度,也是翻译行为的指南。然而,当翻译的实践性晶质被理论化时,翻译就会被当成模式去遵循。所以,就翻译而言,不会有适合任何人、任何时代的原则和标准,翻译是特定历史视角下的相对阐释过程。阐释不意味着张扬作者、译者、读者、出版者、销售商或者什么人的主体性,而意味着皈依相同,承认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