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它的产生是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本质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是个体天生具有的特性。在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中,西方女性主义者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认为社会性别并不是女性或男性内在的特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观规范了两性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并且被不断强化,而性别的自然差异,只是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前提。 波伏娃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成的”揭示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成为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米莉特的《性的政治》首次从权力的视角来审视全球范围内的两性关系,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父权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盖尔·鲁宾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新概念,她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套组织人类性生活和种族繁衍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将女性作为天然的材料接受并做成驯化的女人产品。琼·W·斯科特看到了鲁宾的不足,即她主要将社会性别局限在亲属制度的领域内。社会性别的定义需要扩大,使其包括亲属关系,又要包括劳动市场、教育制度、政治制度。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性别理论不断受到来自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酷儿等理论挑战。这些理论关注的视点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性别,而是在多重社会背景中研究妇女的社会身份。他们分析研究各个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社会性别话语的变化,社会性别等级制同阶级、种族、等的交叉关系,社会性别同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特定社会性别制度对男女的规范,性文化的变迁,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活动经历等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也使女性主义超越了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更为深广的视野上去审思性别、审思男人和女人。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中国,并在实践领域里加以发展。社会性别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了问题,如gender与sex这两个词的翻译方面用词过于混乱,误译,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发展。理论探索与实践方面,如何根除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一切社会因素,又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自然差异,如何把社会性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是中国建构本土的妇女研究理论重大课题。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随着对社会性别概念探索的深入大致经历了三个段:女权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文化批评。社会性别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变化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性别研究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