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旨在探索中国要素市场上存在的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了居民收入的研究。在我们看来,传统观点过于强调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进而影响了经济效率,但长久以来人们忽视了要素市场不完全在收入分配上产生的扭曲,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忽略使得人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认识方面受到了限制,也使得人们难以回答改革中诸多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的意图就是重新审视中国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内涵,探索不完全要素市场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可能途径,为诸多的改革现象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从而拓展人们的认识,并且纠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中国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干预的既定事实已经被大量文献所证实,为了维护城市居民利益、保持国企的低融资成本、保持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中国政府一直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市场进行种类繁多的干涉甚至直接的财政补贴,这影响了市场调节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也导致外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本文的主旨在于回答要素市场不完全如何影响了居民收入这一问题,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基于事实观察梳理出要素市场不完全影响居民收入份额的四条途径：第一,户籍制度所附属的利益仍未被完全剥离,流动人口享受不到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公共物品的服务,农民工实际工资被压低；金融抑制使得贷款对象上存有一定的所有制歧视,两者使得国有企业面临较低的资金价格,民营企业相对面临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双方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导致中国要素替代弹性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新古典的框架下,替代弹性的提高与资本深化共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中国居民收入份额下降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而劳动收入又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份额的降低是导致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多年来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利率管制压低了存款利率,降低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长期以来,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着“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管制,导致资金的价格不能反映出其稀缺性,贷款对象也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导致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导致中国工业化呈现超重化的特点,降低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了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虽然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比较低,但财产性收入的下降使得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进一步恶化。第三,征地制度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政府挤占了本应属于农村居民的收入。现行的土地制度使得政府享受了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部分土地溢价,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得不到应有保障,使得城市化进程中本应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城乡协调的发展目标。第四,资源定价机制的不合理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共同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得居民货币收入贬值。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赛”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低,矿产、能源等要素价格的形成没有包括外部环境成本,这两方面使得中国出口企业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配合下,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得出口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得央行在投放基础货币上较为被动,加剧了国内的通胀,使得居民货币收入贬值,财富缩水。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较低的原因在于人为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虽然中国经济创造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久、年均增长速度最快的世界历史记录,但由于各种人为制度安排导致居民部门仅仅享受到很少的经济增长的实惠,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过低,这偏离了经济增长的福祉意义。因此,未来通过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对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内需的增长和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我们建议从户籍制度、金融抑制、征地制度、汇率制度等角度入手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减少政府对于要素价格形成的干预,真正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至关重要,“积极插手”政策走向有待商榷,“顺其自然”的政策设计可以进一步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