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试作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特殊方式，始见于晋代，到了宋代发展成为选举官员的考试方法之一。清代召试特指皇帝在外出巡幸地临时举行的考试，属于科举中制科的一种。清代召试不同于宋代，也区别于清代的召试博学鸿词科，与皇帝出巡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皇帝出巡就没有召试，皇帝出巡是召试成立的前提。康熙朝、乾隆朝都曾在南巡中举行过大规模的召试。本文将从清代召试制度发展脉络和清代召试得人的实施效果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梳理清代召试制度。康熙三次南巡，乾隆六次南巡、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嘉庆巡幸天津和五台山，清代共举行18次召试，取录士子468人次，其中一等200人。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梳理了清代召试的发展脉络: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首次召试吴廷桢;至乾隆朝大规模举行召试，初步确定回避和严禁作弊定例，不断完善;在嘉庆朝国力每况愈下的背景下，已经逐渐制度化的召试退出了历史长河。一方面，安抚江南反清情绪的政治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另一方面，召试作为一种专制权力被制度化以后，统治者失去了发挥的空间，失去了运用的威力。　　然后以乾隆朝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召试的经过结合钱大昕被召试取为一等的经历为线索，展现清代召试实施的内容、程序和运作特点。继而从考生资格、考试内容、出题人、阅卷大臣、评定原则、召试规格几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发现清代召试切实惠及普通士子，规格可以和会试相媲美，评定原则以务实为主。　　下编为清代召试得人论，着重考察清代召试取录的四百余位士子。通过召试，清朝统治者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文中特别列举了清代召试士子中的典型人物，文坛巨匠钱大昕，出将入相孙士毅、王昶，四库总纂陆锡熊、四库总校陆费墀，以期展现清代召试中士子具体而微的个体。然后，将清代居官二品以上召试出身的官员列表，共计21人。清代召试以相当一科会试取录的人数而出了如此之多的朝廷重臣，清代召试颇得其人，盖不谬也。又通过将召试和常规科举进行比较发现，召试从由考试到当官所耗费年限、考试内容的灵活性，录取比例上都比常规科举要有优势，是登科取第的一条捷径。以至于有不少士子热衷召试，在取录的士子中就有反复参加召试的例子。　　在分析了召试士子个体之后，笔者归纳了召试士子的群体特征:首先，召试士子籍贯具有区域性，集中于江南。江南士子的人数在清代召试取录士子中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因为清代皇帝的出巡和召试的地点就集中于江南。其次，召试士子具有家族性，有一家之中三人同中召试被授予内阁中书的洪榜、洪梧、洪朴，亦列举了一家之内几人中召试或常规科举的例子。再次，三朝召试士子具有时代性，皇帝对士子特长的看重方面不同，康熙朝特别看中士子的文学素养，乾隆朝开始了人才的多元化。此外，召试士子的去向集中于个别职务和部门，职务以翰林院编修、军机章京为主，多供职翰林院和军机处，其中由召试授内阁中书进而补军机章京的情况在乾隆朝最为突出。　　本文在展现召试实施过程，分析召试士子特征之外，还通过考证证实早在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中就已经有了召试的先例。清代《丹午笔记》记载了吴廷桢在康熙南巡中献诗，经过康熙亲自两次考试，恢复了他的举人身份，完全符合清代召试的定义，此史料一。史料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古剑书屋文钞》（十卷）的作者吴廷桢是在圣祖南巡中，廷桢以举人召试，明确提到吴廷桢以举人被康熙南巡召试。可是《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中并没有将之列入清代召试。笔者在这两条史料佐证之下，认为应该把清代召试的开始年代定为康熙三十八年，而不是《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以及《清史稿》中的康熙四十二年。此外，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两书“召试”条目下，关于乾隆朝召试士子的人数统计至少漏掉了53人，特校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