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翻译理论界产生了“翻译目的论”。以汉斯.费米尔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翻译是建立在原文基础上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译者应根据客户的要求,翻译的目的及目的语读者的口味有选择的翻译原本。译文的好坏要根据其是否能够达到翻译的目的来判断。Munday(80)认为目的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允许同一文本可以根据译文的目的和译者的任务用多种方式翻译。这就结束了长期以来翻译界对归化异化的争论。在目的论理论框架下,“充分(adequacy)”代替“等值(equivalence)”成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本文将功能翻译理论学派的目的论作为理论框架,依据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从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四个文化系统对《易经》三个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这三个译本分别源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中国翻译家汪榕培和任秀桦,以及中国易学家李燕。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文化负载词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从而取得特定翻译目的所要求的翻译效果。理雅各为了传教的便利以及满足西方研究汉学的要求,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接受者更能了解中国宗教及文化。易学家李燕和汪榕培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主要运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同为中国译者,李燕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易学家,他更注重译文的史证价值。由于这三个译本的目的在传播中国文化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它们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采用相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