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边疆”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边疆形势对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边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和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非法宗教和恐怖势力制造的系列暴力犯罪活动,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应该重视边疆地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同时,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边疆地区和边疆的发展问题也再次被置于公众的视野下,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未来走向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站在媒介的视角发现边疆,除边疆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近些年来频发的边疆事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媒体对事件的重点报道或削弱式报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和认知。何梓华曾谈到,媒体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舆论运作模式,其效率之高、范围之广、威力之强,是以往任何舆论运作手段都难以与之相比的。由于媒体在舆论监督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现代社会的舆论形成、功能运作及其效果都无法离开媒体这个“起爆器”、“放大器”、“助推器”。①且边疆地区远离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较少,目前,我们获取边疆地区概况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也是了解边疆事情的最便捷的途径。因此,在当下社会,用媒介的视角去发现边疆、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已成为重要课题之一《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本文以1946年至1949年《大公报》和《人民日报》中有关边疆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构出来的边疆形象为视角来考察媒介作为,全面分析《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所呈现出来的边疆形象,比较两家报纸在报道边疆事件上的异同,归纳并总结边疆报道的经验,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新媒体环境下我国边疆新闻工作者和边疆新闻的报道有所助益。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资料搜集法、数据统计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比较法等多种方法,且史论结合,选取《大公报》和《人民日报》自1946年至1949年的所有边疆地区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社会1946年至1949年的边疆风貌,同时,对比两家媒体在边疆新闻报道中的异同,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希望能够填补目前新闻学界在1946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段内对《大公报》和《人民日报》中的边疆新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