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劳动者的过度劳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然成为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研究脑力劳动者群体的过度劳动问题,对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较少,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就业主体,《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该群体人数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已达50.5%。作为城市建设的新兴力量,他们的劳动就业是否存在过度劳动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本文将正常工资、加班工资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是否有经营性收入、单位性质、职务等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过度劳动作为因变量,并根据过度劳动程度的不同划分为非过度劳动、轻度过度劳动、重度过度劳动及严重过度劳动。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2016),获取相关数据。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状况、过度劳动状况及其他特征概况进行汇总和描述性统计;其次分别利用二值Logit模型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正常工资和加班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和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并分性别、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样本回归以讨论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均控制的情况下,正常工资、加班工资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和过度劳动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常工资每提高一元,过度劳动的发生比是非过度劳动的1倍左右,轻度过度劳动的概率增加0.032%,重度过度劳动的概率增加0.062%,严重过度劳动的概率增加0.088%。加班工资每提高一元,过度劳动的发生比是非过度劳动的1倍左右,重度过度劳动的概率增加0.061%,严重过度劳动的概率增加0.089%。在分样本回归分析中,工资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和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正常工资和加班工资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和低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偏低,过度劳动是为了增加收入的被迫选择,且女性和低学历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反应更为敏感,工资水平的变动对他们的过度劳动影响更大。根据本文的研究,为了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状况,分别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应该提高加班工资基数、明确工资收入和劳动工时的相关法律规定,试图将过度劳动纳入法律体系中;加强对工资水平、劳动工时的监管,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岗位。企业应该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合理发放员工工资,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加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应该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加强技能水平;加强维权意识,合理平衡工作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