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首要环节,是获取定罪量刑证据,打击犯罪的主要阶段。然而,我国侦查机关普遍拥有较大的侦查权力,控辩双方处于天然不平等的状态。侦查权力的运行一旦出现偏差,很容易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甚至最终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侦查程序中引入能与侦查权力相制约的力量十分必要。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提供者,拥有犯罪嫌疑人所缺乏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是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最佳人选。侦查程序中律师进行辩护的依据是律师所享有的辩护权。律师的介入能否真正起到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关键在于我国相关法律对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权的完善程度与保障水平。人权保障、控辩平衡、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等刑事司法理念为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提供了扎实的法理基础。为了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足,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够有效行使辩护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辩护制度做了大幅修订,确立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律师辩护难的问题。但是,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历史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律师辩护权的现状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我国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依旧存在着权利赋予不足、权利行使困难的问题。比如,会见通信权难以落实、调查取证权缺乏有力支撑、阅卷权与讯问在场权缺失等。此外,律师执业面临风险、律师豁免权制度不成熟、权利救济无力、程序性制裁缺失等问题,均使得我国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与其他法治国家差距甚大。分析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完善不足之处的对策是重中之重。比较分析两大法系中主要法治国家的先进立法与成功经验,对完善与保障我国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切实保障会见通信权、强化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阅卷权及创立讯问在场权是完善措施,完善律师豁免权、降低律师执业风险、强化权利救济与确立程序性制裁机制是保障措施,二者结合方能完整地构建起我国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