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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在全球内频繁爆发。特别是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整体下滑。 这场次贷危机最初起源于美国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迅速传导到信用市场和整个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次贷危机也通过各种机制迅速传染到了其他国家。首先以欧元区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而后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并最终使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到严重困难。 鉴于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研究次贷危机传染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金融危机传染在国际上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较全面地分析金融危机传染的文献主要出现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之后。本文就是根据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危机传染理论对次贷危机传染进行研究。同时,为了进一步论证次贷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本文还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挖掘出次贷危机传染的制度基础。 本文对次贷危机传染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制度、机制和实证。根据这种思路,论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论文的写作背景、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主要是金融危机传染文献综述。首先,通过对金融危机的概念定义、演变以及三代危机理论进行综述,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内在的基础。其次对金融危机传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系统地综述了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危机传染理论,并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进行了分类,即金融危机传染的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 第三章主要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过程、特征及国内传导路径。首先,对次贷危机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其次,根据次贷危机发生后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总结了次贷危机的三个特点:系统性、全球性、联动性。最后,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具体路径。 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次贷危机传染的制度基础。通过对美元本位制的演变、缺陷进行系统的分析,笔者认为次贷危机传染与美元本位制有以下关系:①美元本位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为次贷危机传染提供了宏观环境;②美元本位制所要求的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危机传染提供了政策支持;⑧美元本位制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和资产价格泡沫化,为次贷危机传染提供了路径;④美元本位制所形成的美元贬值预期,为次贷危机传染提供了预期基础。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且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作为基础,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必然会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从而导致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担心,造成了全球的恐慌。这种恐慌与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化相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使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化、系统化和联动化的特点。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美元本位制是次贷危机传染的制度基础。 第五章主要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次贷危机传染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首先通过扩展一个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理论框架,把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分为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宏观机制主要是从溢出效应、季风效应和Masson的金融危机传染宏观模型三个方面分析。微观机制主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来研究传染。这种微观机制从本质上讲,就是危机期间市场参与者行为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危机传染。根据本章的金融危机传染理论框架和定义,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有三类:银行、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因此,金融危机传染的微观机制主要是对银行、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三类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研究。在本章最后部分,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对次贷危机传染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定性分析。 第六章主要是对次贷危机传染的实证研究。由于微观机制是次贷危机传染的主要机制,并且金融市场的动态能够有效地反映这一机制,本章就通过实证美国股指与其他国家股指的相关性问题来分析次贷危机传染。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基于Copula函数的相关理论和模型。相对于原先的相关性检验方法,Copula函数及其推出的一系列相关性指标,可以很好地刻画变量间的非线性、非对称相关关系,特别是非常方便地刻画变量间尾部分布的相关关系。同时,由于正态分布在Copula函数中并不是必须的假设,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以前方法中的缺陷。因此,在研究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方面,Copula方法与其他计量分析方法相比更具有优势。本章首先选取两个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股票指数分别与美国股票市场指数进行一对一的比较研究,通过ClaytonCopula和Symmetrised Joe-Clayton copula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次贷危机传染存在的结论。然后再分别选取三个发达国家和三个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进行三对一的比较研究,通过HMM-Copula模型分析,次贷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传染所存在的滞后性不仅仅是因为发达国家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路径传染,发展中国家通过实体路径传染所造成的滞后性,单就金融市场路径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传染也存在滞后性。 第七章主要是针对金融危机传染提出了风险防范和治理的政策建议。首先针对次贷危机传染,提出了全球风险防范和治理的应对措施。最后对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传染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