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种结构。他认为，语言属于符号系统，它是符号系统中最微小的部分，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就是说，一切符号都毫无例外的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政治作用下的“文革版画”也不例外，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能指与所指的特殊性。　　 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语言背景虽然是西方，但它同样适合于东方背景，因为人们的有些语言是相同的。因此，它也适合于解析政治作用下的“文革版画”。　　 近年来，随着“文革热”的兴起，“文革版画”中的一些形式与符号被重新关注并置入作品中，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力，比如王广义、岳敏君等政治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作品中对“文革版画”中某些形式与符号元素的应用，构成了新时期政治波普艺术的形式与符号；又如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从“文革”时期的旧照片中获取灵感来源，经过精心修饰后，作品赋予其新的时代品格，这些新时代的典型代表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能唤醒人们的“文革”情结，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从研究现状看，关于“文革版画”中形式与符号化的研究较少，把“文革版画”与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几乎空缺。所以，本人希望通过本课题，试图研究“文革版画”与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联系性。　　 本论文主要是对“文革版画”中形式与符号化语言的形成进行探究，以政治作用及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作为背景，发掘形式与符号化的规律。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将以“文革”美术史、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以及格式塔理论作为基础，从时间和逻辑层面分别考察，同时兼顾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有机统一性，最后在形式与符号的铺垫与陈述中，寻找并呈现与当下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