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国历史独立发展的局面，西方强国扩张东来，中西两种文明开始频繁接触，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中西早期关系史便成为了中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葡萄牙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最早与中国直接接触的西方国家，因此中葡交往是中西外交的开端。而早期中葡关系与中国传统朝贡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与近代的中英关系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对中葡早期关系史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受其宗教扩张的影响，西方传教士伴随葡萄牙东扩而来，不仅在中葡交往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中国的诸多活动更是对中葡关系的发展举足轻重。所以，研究西方传教士在早期中葡关系发展中的活动与作用，更容易对早期中葡交往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希冀通过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梳理，为早期中葡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补充。文章凡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中葡关系的发生及传教士东来参与中葡关系的背景。首先是分析葡萄牙宗教势力与其海外扩张的关系，指出其教权与世俗政权的特殊关系不仅使得葡萄牙海外扩张得到了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并同时使得传播宗教成为了其扩张动力。这是传教士会东来的根源所在。而葡萄牙的东扩以及其远东保教权的论述，则明确了传教士会随葡萄牙人东扩而来并与中国发生关系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为后文讲述西方传教士与澳门的关系做了铺垫。其次是对中葡关系发展伊始及传教士初来中国的叙述，正是由于中葡早期接触的不快及关系的复杂，为后来传教士进入中国增加了阻力。第二部分开始论述明中后期传教士在华活动以及其对中葡关系的影响，因为澳门葡人为葡萄牙在华代表，且澳门又是传教士的大本营，所以本部分重点写了其在澳门的活动及其影响。而传教士能够成功在华立足，是其能够更好的发挥在中葡关系中各种作用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清入关前至雍正初期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对中葡关系的影响。首先是传教士在明末抗清中的活动，既包括其直接对明廷及南明朝廷的援助，也包括在其影响下澳门葡萄牙当局施以援手。其次论述葡萄牙使团第一次访清，探讨了传教士与澳门当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论述清初“礼仪之争”事件所引发的中葡外交。“礼仪之争”是由传教士在华活动引发，又进一步发展上升到国家外交高度，对中葡关系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最后一部分结论，一方面分析归纳出传教士在早期中葡交往中的角色与作用，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包括文化、外交与政治方面，另一方面总结早期中葡交往经验及其对今人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