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终结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联邦制在清末开始萌芽,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对联邦制国家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联邦制思想广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建国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目标。武昌起义以后,在地方分权思想的作用下,独立各省派代表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具有浓厚的联邦制特征。袁世凯时期,加强中央集权,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复辟帝制,单一制国家结构最终确立。民国初年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它从晚清单一制中央集权下革命,成立了以独立各省为主导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由于没有成文宪法的规范,中央与各省的权利义务关系极不明确,中央临时政府孱弱,地方政府却有很大的权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现出联邦制的萌芽。这种萌芽由于没有合适的政治土壤,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力,被袁世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所代替。但是,由于袁世凯北洋政府没有很好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导致了民国初期各省军阀独霸一方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在革命中吸取了民国初年国家结构变化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地方自治的分权理论,较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民国初年国家结构变化及中央与地方对立与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