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通婚不仅涉及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隐藏着两个体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族际通婚状况因此而成为测度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往往通过族际通婚率来反映。但是，族际通婚率高低受民族人口相对规模的影响较大，仅从族际通婚率来判断族际通婚偏好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凭族际通婚率的高低来判断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若要从族际通婚率来考察，就必须消除人口相对规模的影响。　　 基于此，笔者根据随机事件原理，建立了无偏好理论水平的族际通婚概率模型。即：(1)某一民族的族际通婚概率等于其他民族的人口比重；(2)某一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概率等于另一个民族的人口比重；(3)区域族际通婚概率等于各民族的族内通婚概率与族际通婚概率的乘积之和。将近年来实际的族际通婚率与族际通婚概率之比作为族际通婚偏好系数，据此判断族际通婚偏好程度。数据显示，镇宁县族际通婚率较10年前有很大的提高，达到32.6％。但不管就整个区域而言，还是分民族来看，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族内通婚偏好。　　 镇宁县族际通婚主要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汉-少通婚构成镇宁县族际通婚的模式。汉-少通婚中，优势在汉，即汉族男性娶少数民族女性要多于汉族女性嫁少数民族男性；较之族内婚姻人群，族际婚姻参与者属于当地社会“文化优势阶层”，他们多从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初婚年龄往往要推迟一岁。另外，田野调查还发现，族际通婚妇女生育水平要低于少数民族族内婚者。　　 论文还进一步探讨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优惠政策的导向、民族文化的演进、居住格局的变迁、社会流动的增强等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族际通婚的发生。至于哪些因素最重要，尚待进一步研究。　　 族际通婚规模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人口自身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和民族深层次的融合。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诸如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失调，跨族跨省婚姻稳定性稍差且缺乏亲戚感情慰藉等社会问题。长期来看，族际通婚是利多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