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探讨文集的编纂,必须要涉及到编纂者、编纂方法、编纂理念、编纂原则、编纂效果等方面的问题；而探讨文集的传播,则要关注传播的方法、途径、类型、特色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本文采用上、下两编的设置,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寻绎和探究。上编着眼于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下编则关注文集的传播。除去绪论,共有十章,具体安排如下：上编为一至四章,共四章。第一章对北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的背景进行了考察。指出宋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宋代文人创作的兴盛、文集编纂的繁荣和文学传播的多样与广泛。而推动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走向繁荣的则有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了统治者的提倡和大型文集的编纂对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走向繁荣的推动,文人聚书、藏书对文集编纂的影响,科举、荐举制度与北宋前期的刻书活动对文集传播的推动,等等。第二章对北宋时期文集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指出北宋时期的文集,若着眼于文集性质,则有别集和总集之分,若着眼于文集特点,则有“松散型”文集和“稳固型”文集、“临时性”文集和“成熟性”文集等不同类别。就文人别集而言,则有时间维度的“前人别集与北宋别集”和作品数量维度的“全部作品类别集与部分作品类别集”不同类型；就总集而言,则有“前代总集”和“北宋总集”之分,而“北宋总集”又可以分为“酬唱集”(包括“君臣酬唱集”、“朋辈酬唱集”、“同门酬唱集”、“士子酬唱集”等)、“赠行集”、“赋物集”、“追奠集”等不同类型。第三章从文集的“编纂者”、“编纂理念”和“编纂原则”三个方面对北宋时期编纂本朝文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北宋本朝文集的编纂版图中,编纂者有“作者自己”和“他人”之别,其中“他人编集”又可以分为“臣子编集”、“子嗣编集”(包括“直接子嗣编集”与“间接子嗣编集”)、“兄弟编集”、“亲戚编集”、“门生编集”、“友人编集”、“追慕者编集”、“逐利者或商人编集”和“地方官员编集”等不同类型。北宋文人对本朝文集的编纂,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求精编”和“求全编”的不同理念来加以编纂,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循“作品以类相从”和“奏议不入文集”的编纂原则。第四章着重探讨唐人文集在北宋的具体编纂情况。指出北宋时期对唐人文集的编纂,主要有“辑编”、“重编”和“选编”三种编纂模式,其中,“辑编”又可分为“有旧集基础的辑编”和“无旧集基础的辑编”两类；而“重编”则又可以分为“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在一个文本内重新编排作品后再编纂”和“融作品与注释为一体重新编纂”三种不同的模式。此外,本章还以杜甫诗集为个案,着重梳理和探讨了其在北宋不同时期受到编纂的具体情况,通过深入研究,指出杜集是北宋所编纂的唐人文集中,编纂频次最高、影响最大的文集。从仁宗朝开始,杜甫诗集经历了数次编纂的高潮,究其缘由,乃有“杜诗精神契合了北宋时代精神”和“北宋文人对杜诗‘广博’的认可及其‘标杆’地位的确立”两个方面的原因。杜集在北宋的广泛编纂,不仅推动了杜甫诗歌在北宋的持续传播,加强了北宋文人对杜甫的认可和接受,而且对杜诗在中国诗史上地位的最终确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下编为五至十一章,共七章。第五章从“抄写”和“版刻”两个维度来具体探讨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情况。从“北宋时期文集抄写传播的背景”、“文集抄写传播的类型”、“北宋时期的书籍版刻生态”、“北宋时期文集版印的源头”、“版印中心”、“版印的文集类型”等多个方面对北宋时期文集抄写和版刻传播的表现、特点、地位、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讨,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传播存在着抄写和版刻两种模式并行不废的局面,但版刻传播凭借其高效率、多向度、大覆盖的优点逐渐受到大众的青睐,形成“后来居上”的态势。第六章站在科举“行卷”的角度,提出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理念,并着重探讨了“行卷式”传播的特点、模式、阻力、动力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具有“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传播路径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传播文本的临时性”和“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时间的固定性”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传播模式体现出“‘射线群’传播”和“代表作品‘领衔’传播”两种态势。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面临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的双重阻力,然而,其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在北宋时期、甚至整个两宋时期都始终存在,这主要得益于“前代举子‘行卷’惯例的影响”和“行卷成功者所带来的鼓舞”所形成传播动力。第七章主要关注北宋荐举制度下文集的传播情况。着重考察了“北宋荐举制度对文人文学素养的要求”、“荐举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和“荐举背景下文集传播的特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指出北宋知识分子文学创作水平的高下是其能否被成功举荐的重要因素,而举荐者对被举荐者文学素养的考察,主要依据被举荐者所投献的文集。同时指出,北宋荐举背景下的文集投献传播与科举制度下“行卷式”传播相比,其传播范围更宽泛、辐射面更大,而且还经常形成以举主为“二传手”的文集二次传播,与“行卷式”传播“离心”模式不同,荐举背景下的文集传播,是一种“离心传播”和“向心传播”兼而有之、“放”和“收”合一的传播过程。第八章以释契嵩《辅教编》的传播为个案,着重探讨了北宋文人为宣扬某种思想而作的文集传播努力。文章从“《辅教编》的创作缘起与初次投献”与“《辅教编》的再次投献与传播目的的实现”两个方面梳理了释契嵩《辅教编》的传播路径及其传播目的实现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关注到了北宋文集传播的美好理想与辛酸现实。第九章立足于“售书”与“购书”两个维度,具体探讨了“北宋时期文集的商业模式传播”这一问题。从“北宋时期官、私刊印与书籍售卖”、“北宋时期文集售卖的渊源与表现”和“北宋时期文集的盗版销售”三个方面对北宋时期文集商业模式传播的现状、特征、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刊印和售卖由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售卖者往往会尽一切力量来提高文集的销售量,在客观上带来了文集传播面的扩大和传播影响的增加,形成商业手段对文集传播的直接推动。第十章主要关注北宋时期文集的“进献”传播和“恩赐”传播,从“上行”和“下行”两个维度来关注文集在不同方向和不同层面上的传播路径、传播特点、传播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文集“上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给文集的作者或传播者带来功名、仕途的认可或切实的物质、经济利益,这些现实的利益或诱惑会大大激发和促进文集“上行”传播的动力；而文集的“下行”传播,其目的除了宣扬文集作者的文德武功以外,主要是为了给天下臣民作示范,注重的是文集所带有的“教化”功能,因此,用于“下行”传播的文集是经过严格遴选的,只有少数的文集能够获得“下赐垂范”的殊荣而得到“下行传播”。第十一章主要探讨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情况。通过对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途径和传播效应的考察,指出北宋时期的文集主要通过“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和“商人传输”三种方式传播到境外。文集的“境外”传播,不仅促进了北宋和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彰显了北宋的文化繁荣。而且在延伸文集本身的文化影响面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那些文集传播到“境外”的文人的“国际影响力”。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也是北宋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在促进周边国家和政权对北宋社会进行深入了解的同时,也切实推动了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