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现代性”本身是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悖论式概念。它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进步，理性等为核心价值；一是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审美现代性”，反理性，注重审美感性。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变化的时间意识中寻找一个共同的焦点，所以本文认为“现代性”虽然是一种时间尺度，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尺度，这是它的深层内涵。因此，当我们用“现代性”衡量文学的发展时，绝不能认为只有现代时期的文学才有现代性可言，晚清诗论也可以挖掘出现代性内涵。这是本文得以存在的学理依据之所在。而晚清诗论又诞生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中西学，古今观念的碰撞，交流，杂糅在一起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主要特色。晚清诗论所体现出的对诗歌发展变革的诉求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文认为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诗歌观念体现了世界意识的觉醒；龚自珍主张诗歌创作的“完”“立其诚”的观念和梁启超注重借助诗歌来“新民”的观念都体现了出了人性意识的的萌发。而世界意识的觉醒和人性意识的萌发都是晚清诗论中现代意识的一种体现，因而是具有现代性内涵的。这是晚清诗论现代性问题的直接体现。另外，晚清诗论中也表现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的关注。比如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倡导以口语、俗语入诗，体现对文言表达系统的某种离弃。按照我们今天对语言的理解，这种离弃其实是对古人在诗歌中建构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背叛，具有现代性内涵。王国维对审美无功利性的追求和早期鲁迅从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目的出发提出“平和之破，人道蒸也”的诗歌观念，实际上已经是对儒家诗教传统诗歌审美观念的突破，标志着新的审美观念的诞生，同时也暗含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论证，本文认为晚清诗论是具有现代性内涵的，而且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