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原系古代南亚地区婆罗门教社会阶序规范“瓦尔那体系”对再生组人“再生权利”的规定,佛陀教团经堂教义曾对之进行了不同译解。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教领为了获得元朝中央政府认可,以教领权威保证宗派存续,遂依据佛教教义将转世引入为教领活佛的法嗣传承方式,元朝中央政府通过封授新教领对转世传承进行了确认,转世的法嗣继任者被汉语文地区礼敬称为“活佛”,这标志着关涉转世传承的“规范发生”。明朝时,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封授敕誉承认转世活佛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求获得敕誉的转世活佛定期到朝廷觐见,并曾对当时藏传佛教界最具权威的教领活佛的转世灵童实施了审查,由此产生了以“觐见”“朝贡”“审查”为主要程序的觐展定制,并积累了丰富的典例。转世活佛特别是兼有教领身份的活佛因中央政府的敕誉,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物质权益。至清代,指认灵童的护法神“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清乾隆时期,六世班禅在京觐展后突然圆寂,其兄仲巴活佛和沙玛尔巴活佛为争夺清政府的巨额赏赐,引发了宗派流血冲突和中国与廓尔喀的大规模边境战争。流血和战争无疑意味着宗教共同体内部秩序能力的崩解,而且严重威胁到公共福祉和国家边治安定,当时藏传佛教界教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均向乾隆皇帝发出请求,是所谓“卫藏诸事,上费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垂之久远。”由此,清朝中央政府决定对藏传佛教转世传承“立定章程”。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从限制藏传佛教区域权力阶层对“负有公共福祉的活佛身份”实施“恣意的或不正当的获致”的立场出发,经历复杂仪程设计制作了金奔巴瓶,并“郑重”护送至西藏,要求在大活佛转世灵童择定时严肃使用,以使藏传佛教界形成“中国西藏”的主权记忆;同时通过与宗教共同体的“公同酌商”,制定了中国历史上针对转世传承的首个成文法。这次立法成果被学界、民间通俗称为“金瓶掣签”。此后,中华民国和新中国都将金瓶掣签作为具有法渊源功能的“创制条款”和“锁闭规范”,制定了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法规。随着现代“制度”概念在国家治理中的逐渐凸显,宗教陈述和政治宣示中出现了与“金瓶掣签”相关联的“转世制度”这样一种指称,但制度意涵、规范范围、制度精义却暧昧不明,甚至人言言殊。从制度史视角考察中国国家规制藏传念佛经转世传承的历史脉络,的确存在着一种制度事实,即国家和宗教共同体的教领在特定秩序危机下,一方面对转世传承中国家的形式参与作为典例予以固定,另一方面以“公同酌商”作为确定程序,实施了合意造法,制定了创制条款,重塑了统治秩序。此后历代中国中央政府都以创制条款为核心,扩展了执行性规则,形成“当下规范”,并默契地将从“规范发生”到“锁闭规范”的传承典例,以“循旧例”或“遵照历史定制”等话语予以表达和施行,从而使得无论转世传承发生以来的宗教仪轨、典例,还是在国家肌体上生长的规范,都具有效力和实效。这种既非一个国家确定时代、确定立法机构、确定统治阶层承认、制定、颁行——却又包含了多元渊源的教义规诫、宗教仪轨、典例、器物——并以“长时段”的时间层累、规范层累、文本层累为基本特征的“规范集合”,即是“转世制度”。此外,这种“层累”以中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刻意布局或事先设计的融贯的效力,对于这种具有效力和实效的“规范集合”,可以称为“层累规范”。以法理学方法分析转世制度的结构,可以发现这一“规范集合”实际包含了两套性质、实施准则、发展模型不同的规范,其一为常法,作为转世制度的“显明规范”,是转世制度的本部;其二为仪则,作为转世制度的“暗含规范”,包括教义规诫、宗教仪轨、典例和器物,是转世制度的从部。分析转世制度中的“常法”和“仪则”,我们能够管窥国家和宗教共同体在反复互动中形成了成一种立法的合意,不仅使显明规范具有国家承认、国家创制、国家制定的特征,而且使那些关涉宗教但深具政治性的暗含规范,也具有公共性特征,而且二者都以中国国家主权为后盾予以了施行。也就是说,转世制度这部既有古代的典制,也包括近现代的法律法规的规范集合,作为整体具有法的效力,也是我国惟一一部从古代中国融贯至今的实定法,“转世”从作为人类文化中关于“比身存在”去向的一般知识,到藏传佛教的传承仪轨,以至最终成为中国国家层面的“历史定制”,并不是宗教传承中的单一事件或偶然事件,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转世传承的立法定制,既是特定宗教区域治理的创辟性成就,更是中国国家主权实施的历史事实。转世制度作为从古代中国唯一融贯至今的实定法,理解制度精义在于洞悉其本质:即转世制度系中国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基于公共福祉和公共秩序,在国家特定辖域建构的正式的政治统治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