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经历了从古代的文献学阐释学和神学阐释学逐渐发展到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漫长过程，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哲学阐释学使文学文本的译者不再追求唯一“标准”翻译，为人们认识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主要有三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翻译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而理解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因此翻译中译者的偏见不可避免。但偏见并非都是消极的，事实上是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了偏见，译者的偏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所必要的条件。文学作品和译者有各自的视域，不同时期的译者带着自己的视域去理解和翻译作品，实现了阐释的多样化，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既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又是阐释的过程。效果历史原则赋予了不同历史时代的译者重译同一文本的机会。 在国内，《傲慢与偏见》至少有五个中译本。本文选取分析了王科一和孙致礼的译本，王的译本出版于1956年，是最早的译本，孙的译本自1990年出版以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999年经过修订于2000年再次出版。这两个译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表明，语言的变化反应了社会的发展，两个译本中的字词和句子结构差别较大，不同译者对文本的不同阐释与译者的自身素质和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相符合。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研究学者已经在文学翻译标准多元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也给了我们这方面更多的启示：译者应抱着尊重的态度与原文对话，文学翻译标准应坚持多元化，翻译批评应考虑阐释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