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墓志、史料对《安禄山事迹》的撰书目的与史料价值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史料考订的结果探究了安禄山与玄宗的关系及安禄山与部下的关系。首先,我们利用姚汝能撰写的两方墓志,对史籍阙载的姚汝能的生活年代进行探究;大体推测姚汝能撰写《安禄山事迹》的时间大体为大中五年到大中十年(850-856)年。笔者利用现存关于安史之乱的史料,对《安禄山事迹》的史料一一考订,破除其中不准确的记载与姚汝能的主观态度。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姚汝能撰写《安禄山事迹》取材实录、民间传说、笔记小说、墓志等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姚汝能的撰写目的进行探究,发现姚汝能撰写《安禄山事迹》与当时盛行私人修书的风气有关;进一步我们发现姚汝能选择“事迹”作为安禄山传记的名称,目的在于揭示安禄山不为人知的一面;由于“事迹”一词唐代的含义与今天差别很大,以往学界没有深究这个词语的含义,也就忽视了它所反映的姚汝能的撰述意图。通过《安禄山事迹》文本的考订,我们发现在材料的选取上姚汝能较严谨,但也不乏主观的评价;我们使用《安禄山事迹》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总之,与其它史料相比,《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生平详细,是研究安禄山本人和安史之乱珍贵的材料,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对勘考订史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史家对安禄山与玄宗的形象有所加工。首先,我们将安禄山的升迁与玄宗前期其他将领的升迁进行比较,发现玄宗对安禄山的提拔并非特例。唯一不同的是,两《唐书》、《安禄山事迹》等史料均记载安禄山以谄媚获得升迁;而两《唐书》其他诸将领传记都记载他们以军功升迁,且记载详细升迁年份。笔者通过搜集玄宗朝的史籍,发现关于安禄山在东北方向的战事的直接记载被删减的很严重,现存的关于安禄山英勇表现的记载大概仅有《张九龄文集》没有被删减。我们把关于安禄山战事的记载与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相结合,发现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属于正常的封赏;而并非史书呈现出的玄宗昏庸、安禄山谄媚的形象。其次,笔者利用史料考订的结果来理清史家是如何完成对安禄山与玄宗的形象构建。在此基础上,我们探究史家出于什么目的对安禄山与玄宗的形象进行构建。笔者发现由于安禄山是叛臣,肃宗朝的史官把有利于安禄山的记载进行大规模的删减;在此基础上,肃宗朝史家还通过史料的篡改、曲笔来构建安禄山逆臣贼子的形象。是否安禄山的形象仅有这一次加工呢?研究结果显示答案是否定的。姚汝能撰写的《安禄山事迹》通过史料的删减、夸大,加之主观地对安禄山进行全面否定的评价,从而构建安禄山生来就是逆臣贼子的形象。除了以上唐人对安禄山的形象作过加工,《旧唐书》同样对安禄山的形象有所加工;当然《新唐书》、《资治通鉴》也不例外。通过史料对勘工作,我们发现两《唐书》安禄山传的内容大体不多出《安禄山事迹》的范围;同样我们发现《资治通鉴》在修史中也参考《安禄山事迹》;可以说姚汝能所修的《安禄山事迹》是我们认识安禄山的基本史料,同样此书也奠定了历史对安禄山评价的基本基调。我们发现姚汝能在修书时与许多史家相似,在秉笔直书与达成自己的撰书目的之间,也选择了后者。此外,我们发现目前学界研究安禄山,未对安禄山与部下的关系进行探讨。我们通过梳理《安禄山事迹》及相关史料记载,并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安禄山部下进行统计。我们共搜集到安禄山部下共93人,将他们分为文职、武职分别进行研究。由于文职人员较少,且大都有史料支撑我们进行个案分析,因此我们对严庄、高尚、李史鱼、独孤问俗进行了个案研究。武职人员较多,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很难对每个人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我们对史籍记载安禄山部下结局进行分类,我们发现安禄山部下的结局有三:死于战事、留在大燕政权效力、投靠唐廷。其次,我们对安禄山部下群体进行分类,即没落上层、低级官吏、少数民族。我们选取张献诚、薛嵩、张通儒作为没落上层的代表,田承嗣、令狐彰作为低级官吏的代表;李宝臣、李怀仙作为少数民族代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安禄山部下进行整体与个案的研究,发现安禄山对部下的统御较为牢固。以上研究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安史之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