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因首都迁移、政治中心南移导致“最高学府”称谓主体发生转换，地处南北新旧二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之间展开了学术文化多方面的竞争，其意义不仅及于民国学术文化地缘与派分，而且是展现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教育文化政策变化的一个窗口。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先锋大本营。南高-东大在学术文化上与北大新文化多方面立异，致使20年代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南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国民党20年代的崛起多少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民众动员，但其“党化教育”却遭到东南大学的抵制。北伐开始后，南北朝野出现了多次迁都之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多个方面。定都南京后，南北两大学的“最高学府”地位因政治中心南移而攻守易势。国民政府却将定性为“反动大本营”的东南大学改组成首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反映出在南京重建学术文化中心的努力。对于北大，国民政府初期政策摇摆不定，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大学区的制度革新中，国民党元老们为了争夺北平的教育主导权，展开了复杂的派系之争。南北学界风潮不断，成为教育破产论的重要表征。 在北大衰落的背景之下，30年代初蒋梦麟、胡适等重返北大，借助中基会等社会力量和官方中央研究院的联系，谋求北大“中兴”。而中央大学因为首都迁移，“党化”派系争斗激烈，风潮不断，最终政府当局调派北大出身的罗家伦出掌中大，却引发中央大学校内外部分学人对“大北大主义”的警惕，并借“南高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之际，重树南高学风。“九一八”之后，随着日本入侵的加剧，国民党在对内全面加强“统制”，在教育文化上“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引起南北学人新的论争。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从论战到合作，表明南北大学开始成为政府抗战前重要的学界支持力量。 在20世纪20-30年代，首都迁移与“最高学府”之争，不仅体现了国民党当局借助“党化”来重建学术中心、谋求文化统一的初衷，也显示其试图借此扭转民初以来南北分裂、社会风气浮燥弊病的宏愿。但南北知识界为建立“学术社会”，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整顿学风、文化统制作出了各自的因应，与国民党当局初衷出现相当程度的背离。这些集中体现了民国前期政治与学术之间依违离合复杂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