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上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道路。2000年以来,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猛增。2004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恰巧是在同一时期,彝族劳工以“领工制”的组织模式大规模进入珠三角一带。在珠三角,工人可分为正式工、学生工和临时工三种类别。正式工可以被看作是工厂的劳动力常备军,而学生工和临时工则是工厂的劳动力后备军。彝族劳工除极个别的特例外,全部都是跟随领工头做临时工。“中国制造”之所以需要临时工群体,是因为其劳工市场生态与海外订单结成了周期性的波动关系。珠三角的工厂大多是依靠海外订单来生存,而海外订单的量并非恒定不变,因而使得工厂需要一批临时工在其订单量的上升期来充当应急工人。“中国制造”满足海外订单波动性的特点,使之对临时性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的依赖,进而生成了作为产业工人后备军的“临时工”这一生境(niche)。由于临时工的工作周期相对较短,且管理较为松散,正好适于彝族劳工的惯习,以及他们与工头之间的关系。对于彝族劳工而言,他们是在“消费主义”话语的指引下,怀着对发达地区的憧憬,到珠三角打工的同时,体验向往已久的“摩登世界”的生活。因此,彝族劳工们便乐于在工头的带领下,做相对“自由”而“群居”的临时工,不愿以个体身份作为正式工,从事高强度而枯燥繁重的长时段劳动。这样的惯习跟临时工这一生境形成了一种暗合关系。由是观之,基于工头带领工人做临时工的“彝族领工制”是上述政治经济结构衍生出的临时性劳动力需求所促成的,也是基于彝族的惯习所适应的。此种领工制下的彝族劳工群体,不仅仅满足了珠三角“中国制造”的临时工需求,也生成了一种“准工会化”的自组织系统。领工制下的彝族劳工群体,在与工厂的劳资博弈中,集体性地进行维权与抗争活动,进而也容易招致那些只求生产效率而无视劳工权益保护的工厂老板的厌恶,把他们看作是“贪玩好耍”、“劳动效率低下”、动辄“敲诈厂方”的“无良劳工”,而彝族劳工则认为这是厂方对他们的民族歧视。尽管如此,工厂在其缺工时段也还是不得不使用彝族劳工,因为对于厂方而言,临时工需求是一种结构性需求,而领工制下的彝族劳工群体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