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机动车交通事故频繁多发,形式上纷繁多样,其行为认定、责任形态等问题的处理更为复杂。而共同危险行为法律制度,由于其立法用语的模糊,理论界对此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这就使得共同危险行为法律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的适用成为重难点课题,关系到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理、人情,是否能有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法律权威。但当前实践中不同法官对此类交通事故问题的处理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各地法官的判决结果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共同危险行为的认定及适用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对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适用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构成要件等基本理论,明确其与相关制度的区别。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危险行为是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在特殊侵权领域中的具体适用,其理论研究要建立在共同危险行为一般理论的基础之上。正确适用共同危险行为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免除无辜的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使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公平、合理地救济。但是不当适用共同危险行为,不但会损害无辜者的权益,使其承担严苛的侵权责任,更会造成法律的不公,违背《侵权责任法》矫正正义的使命。通过浏览大量的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裁判文书,不难发现,实务中各地法院对于共同危险行为适用的界限模糊,甚至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理论,也不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种适用的差异性,本身就会损害法律的权威,造成判决结果的不公。本文将选取三个典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不当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案例,具体说明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纠纷的适用问题。通过对案例的分析,笔者发现造成共同危险行为法律制度适用上存在差异,关键要素是对其“危险性”限定的标准不同,以及严苛的连带责任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这一特殊领域中,判定驾驶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行为”,要综合考虑是否具有致害性,是否造成具体、现实的危险,仅在道路上行驶尚不足以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要求的“危险性”。严苛的责任承担更需要严格限制共同危险行为的适用范围,法官在处理相关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时,要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和基本理论有全面的认识,不能为了救济被害人的利益,而放宽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适用界限。要衡量法理,也要衡量人情,在无法权衡各方利益时,社会救助组织或许可以缓和矛盾。严苛的连带责任过分倾向于被侵权人一方,而按份责任更加符合侵权法的法理和价值追求,是否应该取代连带责任,也同样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