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始终是世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也在抗争贫困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当前,中国已进入扶贫开发攻坚克难阶段,剩余的贫困人口多分布于西部偏远山区或边疆地区,贫困程度更深,帮扶难度也逐渐增大。作为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模式之一,旅游扶贫及其效率问题也引起了学者及扶贫参与主体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旅游扶贫效率相关研究和中国旅游扶贫现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视窗分析方法分别对中国省、市和县级旅游扶贫效率水平进行了测评,然后借助门槛面板模型,分析了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人口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投资规模等旅游发展水平指标对旅游扶贫效率影响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促进中国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有效对策。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旅游扶贫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13年后出现了小幅下滑。2007—2016年中国省级旅游扶贫效率的测评结果显示,旅游扶贫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经过一定时期旅游扶贫模式的实施,旅游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及景区建设等策略有效提高了中国旅游扶贫效率水平,旅游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2013年后,中国扶贫难度逐渐增大、扶贫政策发生转变等因素使得旅游扶贫的效率水平出现了小幅下滑。2011—2016年中国市级旅游扶贫效率水平呈现出与省级相似的特征,这也验证了上述分析结论。(2)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的旅游扶贫效率水平明显低于中部及东部地区,但差距呈逐年缩小的趋势。通过2007—2016年中国省级旅游扶贫综合效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各省区的旅游扶贫效率状况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及中部省份的旅游扶贫效率水平较高,而西部及边疆省份较低,这与西部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山区较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有关。但随着旅游扶贫的不断深入推进,特别是西部及边疆贫困地区通过不断加大旅游扶贫投入、创新旅游扶贫策略,促进它们与其他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差距的不断缩小。(3)中国旅游扶贫综合效率主要受技术效率的影响,规模效率的作用较小。中国省、市和县级旅游扶贫综合效率与分解效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的相关性更高,与规模效率的相关性较低。这说明,当前时期中国旅游扶贫开发已经基本完成了靠资本积累等手段提高效率的阶段,实施组织创新、增加技术投入等应是今后中国提高旅游扶贫效率的主要途径。并且,通过分解效率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省、市和县级旅游扶贫的规模效率值均超过0.9,已十分接近相对有效率水平,而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为中国今后旅游扶贫开发和效率提升指明了方向。(4)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人口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投资规模等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通过对2007—2016年中国省级旅游扶贫效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人口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投资规模等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与旅游扶贫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各旅游发展水平指标的持续提高,旅游产业规模对旅游扶贫效率的促进作用由不显著变为非常显著;旅游人口密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促进作用呈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投资规模对旅游扶贫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超过一定门槛水平后又变为不显著。(5)通过对中国旅游扶贫效率的测评及非线性门槛效应的分析发现,旅游扶贫技术投入不足、过度追求规模效益而忽略了可持续发展、贫困人口参与不充分以及旅游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等是当前中国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基于此,提出采取创新扶贫模式、注重人才培养、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保障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等措施以推动中国旅游扶贫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综上所述,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实现了一定的创新。第一,修订和完善了旅游扶贫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使评价指标更加符合研究目的,测评结果也更加科学合理;第二,创新了 DEA视窗分析方法在扶贫效率评价中的应用,弥补了传统DEA模型在旅游扶贫效率分析时无法实现跨期比较的不足;第三,对比分析了中国省、市和县级旅游扶贫效率状况,阐释了中国旅游扶贫效率的变化特征和波动原因;第四,分析了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人口密度等旅游发展水平指标对旅游扶贫效率影响的非线性门槛效应,丰富了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