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基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研究则少有论及。在行政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环境法、经济学等学科为视角,比较分析各地环保部门所制定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生成方面,制定主体不明确造成地域“剪刀差”等问题,而省级环保部门规定基本原则、方针等共性内容,市、县级环保部门作为制定主体,规定具体内容是符合环境行政的特点的;公众末端参与、形式化参与的现象未得到改变,究其原因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专长”自居,以行政效率、行政理性为借口拒绝公众经验主义的参与,只有明确公众参与具有保护公民环境权、补充行政理性主义不足、优化行政成本等价值,才能改变这一现象。具体而言,将公众参与的主体划分为生产经营者、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以及其他一般公众,并赋予不同主体不同的参与范围与内容,同时,借助“囚徒困境”模型论证了环保部门必须公开除国家秘密等不得公开的环境信息,以改变以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最后通过草案提出、专家论证、草案公布和反馈等主要阶段来保障公众的实质性参与。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方面,裁量因素单一化,效果格化模式倾向简单操作的数字公式模式,环保部门必须基于环境风险下行政执法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平衡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选取多个裁量因素,采取符合实践要求的效果格化模式。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范化适用方面,环保部门忽视了环境法基本原则在指导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体适用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具有特殊性,必须融合环境法和行政法的学科特点,明确预防原则、原因者负担原则和保护优先原则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环境行政执法实践中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行政裁量基准的一般理论,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