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事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中,大量存在着这样一类行为,此类行为通常不会对公司或股东造成直接的、可以货币表示的财产损失,也未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这些行为又确实违反了董事应当对公司及股东负有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例如公司董事不召集或迟延召集股东大会、未就公司运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向股东进行报告、未依法建立完善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未将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向债权人通知或公告等等。股东基于信任将公司的经营管理大权授于董事,董事却置股东的投资于不顾,任意懈怠公司经营管理事务或者滥用权力,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虽然新修订的《公司法》对董事的违法行为设置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是由于上述类型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直接损失,也未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以补偿损失为主要功能的民事责任和以惩罚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为主要功能的刑事责任难以发挥有效的规制和约束作用。笔者进而联想到已在上市公司监管领域成功运作的董事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国外公司立法例中有关董事行政责任的规定,试图在非上市公司范围内构建董事的行政责任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完成本篇论文的思路如下:　　 本文第1章界定了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即董事的行政责任。笔者首先将本文的基础性概念“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第二性义务,即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引起的新的特定义务。对于行政责任,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行政责任不仅仅指行政主体,还指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狭义的行政责任则单指行政主体所承担的行政责任。笔者无意于对其优劣进行评述,这两种不同界定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像表面呈现的如此巨大,这里真正的矛盾只是各自研究范围上的差异。因此,笔者为便于对董事行政责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展开研究论证,将本文的“行政责任”界定为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董事的行政责任即指董事因违反公司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与公司、股东约定的义务所应受到的行政处罚。　　 董事的行政责任制度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有之。笔者在本文第2章大致介绍了法、日、德三国商法及公司法中有关董事行政责任的规定,为本文论证董事行政责任构建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范本。　　 在本文第3章,笔者对目前我国关于董事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状况作了概要总结。就上市公司董事法律责任来看,从目前我国有关机关对上市公司董事进行法律监管的实践来看,我们国家对上市公司董事的监管主要倚重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关于非上市公司董事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公司法》“法律责任”一章及《刑法》“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犯罪”一节中,该些条文的主要缺陷有:第一、设定义务的行为规范与设置法律责任的后果规范不相对应；第二、既有的民事、刑事责任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第三、《公司法》规定中,董事违规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是公司,而非董事个人。法律规则中责任规范的缺乏、责任设置缺乏可操作性、责任承担主体设置错误和外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共同导致了我国法律对非上市公司董事经营管理违规行为的监管空白,董事不受约束,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屡屡发生。笔者进而得出我国迫切需要构建新的董事责任追究机制,即董事行政责任制度。　　 在本文第4章,笔者就构建董事行政责任的理论基础和客观必要性问题进行了论述。董事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其产生及存在的终极目的便是有效地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董事在公司中兼具多重身份,一方面,董事在对外事务中代表公司,其所实施的与履行董事职责有关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均归属于公司；另一方面,除与公司及股东约定的权利之外,董事也广泛地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一特殊法律地位,董事应当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是董事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在董事承担行政责任的客观必要性方面,笔者针对公司替董事违规行为“买单”的现象,重申了董事个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并且采用法社会学功能主义分析方法论证了法律应当具备功能性,法律在董事的民事、刑事责任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形下应当相应地有所回应,即构建新的法律责任机制加以完善。　　 在本文最后一章,笔者就董事行政责任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主观要件等构成要件和行政处罚种类这两个方面大体构建了我国董事行政责任制度的体系。在董事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应当特别注意主体要件中名义董事和影子董事的问题,这两类董事同样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就行为要件,笔者厘清了三类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行为,即(1)直接涉及公共利益范畴的董事违法违规行为；(2)董事违反注意义务中勤勉义务的行为；(3)董事程序性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就董事行政责任构成的主观要件,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将过错作为衡量责任的主观标准,在具体归责原则上应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处罚种类方面,笔者认为,在对董事进行处罚时,处罚种类及处罚程度的设定应当与其所欲达到的处罚功能相匹配。对董事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体现救济功能和威慑功能。鉴于我国目前诚信体系尚不够健全,也没有建立统一的董事职业资格制度,因此申诫罚和资格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具体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财产罚的形式,使董事切身感受到其违反公司法律规范,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将给自己带来的收入减少、生活品质下降等不利益,较为有效地约束董事的违规行为,是一种威慑功能较强的处罚类型。　　 在结语部分,笔者对董事行政责任的现实可操作性等程序性事宜进行了论述和展望。对董事进行行政处罚的程序,大致可以分为程序的启动、调查、作出处罚决定和执行这四个阶段。关于行政责任追究的启动程序,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行政机关主动追究或利害关系人申请这两种方式启动。鉴于董事违规行为的复杂性,通常涉及多个公司监管机关和部门,笔者建议可以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公司事务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将现有分散的若干公司行政监管权力集中起来,交由该综合执法机构行使。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专注于公司事务,应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性。在追究董事行政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注意保障董事的权益,规定听证制度、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