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传教，因而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目前，已有众多著作从多个角度讨论这场中西文化的相遇，而本文选取这场纷繁复杂的相遇中的一个小点为重心，即康熙四年（1665）杨光先的《不得已》和利类思《不得已辩》之间的辩驳。《不得已》是杨氏批判西洋历法，攻击天主教的一个言论集。该书汇集了其不同时期的二十一篇文章，其中正文篇目最早撰于顺治十六年（1659）如《辟邪论》等；最晚作于康熙四年（1665），如《叩阍辞疏》等。同年（1665），传教士利类思著《不得已辩》进行护教，对杨光先的非难予以反驳。其实杨氏的反教与利类思的护教都是出于各自的“不得已”使命。两种各具渊源的“不得已”意指维护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不得已”使命同天主教传教的“不得已”使命。天主教会内源自保禄的“不得已”，因着传教士入华而与儒家思想中源自孟子的“不得已”相遇。两种“不得已”的相遇不但产生过激烈辩论，也提供了交流对话的机会。二者既有某些方面的契合，也有着难以调和甚至决不妥协的争执。本文先对两种“不得已”的来源、传承及二者的相遇作出交待；再集中审视由两种“不得已”所引起的，《不得已》和《不得已辩》之间的辩论，以期从中探究到天主教文化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