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问题的提出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一问题常常发人思考的是什么是分权，在何种情形下要分权，分权程度在哪种水平上被认为是合适的，分权究竟会带来哪些福利的增进等等。本论文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时，首先指出了财政分权概念的研究领域：第一，向市场的财权让渡(包含了分配关系)。第二，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上下级财政权力的变动，这通常以不同级次的政府治事权为基础。第三，来自于线性关系部门的财政权力配置，包括大量存在的预算外资金及部门的自主财政权力。 现实意义上的分权问题很早就被学者们关注。纪元之前的斯巴达城邦国家和雅典城邦国家的兴盛和文明似乎使人意识到：分散的权力能够带来竞争的优势，来自中国数次封建王国的瓦解史则力图在表明，分散化的权力对于政权的稳定是相当危险的；当代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府管理也正是向着分权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适度分权的趋势，而相当的发达国家则有集权的倾向，欧洲联盟的一体化政策统一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分散化决策。分权，应从更广泛的现实意义的观点上着手研究。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分权政制要求18世纪在法、英、美被首度提出，这种政制的分权要求主要被理解为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是确立权力分立的基石。这一基石在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潜影响下时而剧烈时而缓和地发生。对财政分权演进影响的显著特征是，即使正式规则发生了变化，却不存在一个与正式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以及相应改变了的行为习惯，这往往引起分权的混乱。 对分权问题的基本认识常常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而增加了分析的难度。抽象出基本逻辑的前提是收支关系，这种看上去纯粹的财政关系(经济周期和转轨的影响暂不考虑)带来一个初步的认识：财政收支、财政政策和分权。通过对收支关系假说的格兰杰检验，从而推出适度分权与财政政策、收支的基本关系。收支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分权关系演化逻辑如何呢?假如起始点是中央集权，那么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偏好误识，将导致纯粹的分享财政收入权力的要求，当地方政府发现仅依靠收入功能并不能带来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明显改善时，地方政府会提出要求：重新定义政府间的(财政)职能，似乎问题又重新回归到公共产品提供数量的循环论证上，功能主义遇到的新问题是不足的公共产品或过剩公共品的供给(预算最大化)。 作为分权最初状态的中央集权，软的预算约束以及部门经济的内生性导致财政分权关注部门间的分权关系，比如重工业的优先战略更多地关注于向部门的分权，以致于这种影响是显著和持续的。向市场的分权主要被分配关系所替代，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体现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最初状态。在此之后的财政分权的演化形态呈现出不稳定性，这个时期中国财政体制调整极为频繁。短暂的稳定性(短期合约)作用及激励作用衰减(负激励，鞭打快牛)，交易成本的上升(信息隐藏、中央政府改变合约、讨价还价、寻租、中央征税权弱化、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产业竞争)，使中国的财政分权进入一个中期发展阶段。接着发生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博弈，表现为地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要求，地方在财政体制调整中的虚假行为及中央的对策，渐渐使中国财政分权进入后分权时期，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均衡状态)。 这种复杂的分权关系，与经济转轨高度契合。权力分立的政制结构之下，仍存在政府内分权的现象，财政权力部分被线性政府部门之间分配。 事实上，财政分权功能主要体现在划分公共产品提供的边界、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激励。当分权关系满足两个条件时，将导致分权制度的改善。第一，分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应阻碍制度创新(演化)；第二，假如现有的制度不变，分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应导致逆选择，比如地区封锁、过多设置税收优惠区域、分税的混库行为以及过分关注地方性税收增长。在对公共财政体制的再考察后，发现公共财政体制与财政分权(分税制)是协同发展的。适度分权是内生于公共财政体制的。以公共产品为边界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变化与财政分权的选择关系。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均衡)，这是一个永动机式的调整，将永远继续下去。中国在分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组织形态：分税制、转移支付和地方性公债。这三种形态的背后有三条交叉的线条，其中主线是权力分立，也即三权分立的政制治理结构。另外两条分别是部门经济的权力配置，也即来自于线性政府部门的财政权力要求和财政的分权关系安排，不同级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安排。 分权程度不足常常导致委托—代理关系执行不足。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内生于财政体制，但政府间契约关系供给不足阻障了分权关系的发展，委托—代理关系要解决三个分权的基本命题：道德风险(分税制地方财政虚报基数)和逆向选择；激励机制缺失(鞭打快牛)；以及信息对称性。 通过与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其它发展中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型国家的分权绩效比较，论文也试图给出一个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分权绩效的总体评价。 在考虑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之前，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至关重要。财政学科与经济学、政治学科的关联度都较大，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切入，寻求一个共识点显得尤其重要。论文在结构安排上考虑了这一点，论文将这种研究财政分权的五分法称为BE-F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