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回顾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以及增长理念的演进过程，讨论两者间的联系。然后，本文介绍和比较各种“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并简要介绍“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对越南、印度、印尼、巴西等四国是否以及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进行案例研究，分析相关经验和教训，并总结“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以及相关机制，讨论“益贫式增长”模式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联系。最后，本文分析我国经济中与“益贫式增长”模式相关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选择。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如下:　　1、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一国必须努力实现较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而非单纯依赖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受助者。要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经济增长本身必须能持续自发地形成大量劳动需求，这显然涉及到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即采取什么发展战略依靠什么资源要素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越南等四国在“益贫式增长”方面的经验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维持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仍然是贫困减除和实现“益贫式增长”的主要途径。“益贫式增长”模式有助于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各国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能令贫困家庭直接受益的中小学教育，此外，还需要投入足够资源建立和完善医疗卫生体系、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以此培育和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在这方面，越南和巴西表现较为突出，越南通过健康保险以及免费卫生保健，为贫困人口抵御疾病提供有力保障;而巴西在社会保障和救济方面的支出，则有助于提升该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　　3、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各国应采取稳健而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并使增长为贫困人口而运作、同时防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对贫困人口的冲击。越南和印尼的经验表明，一国政府应及时审慎地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鼓励和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吸纳劳动力，并采取灵活实用的汇率政策确保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各国应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扩大教育、社会保障与救济等方面的支出，并制定相宜的劳动保障法律。但不应制定超越发展阶段和过于严厉的劳工政策，否则，欲速而不达。印度严厉的劳工政策对投资环境、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巴西规模日增的社会支出、以及不断提升的最低工资水平则使其投资者承担沉重的税收负担，从而抑制投资积极性、并对投资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5、我国于1978年启动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逐步纠正了赶超战略对比较优势的背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地被动员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从中得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应该属于“益贫式增长”。然而，“三农”问题仍然突出，此外，我国已进入发展中国家曾经走过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居民就业环境恶化。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在吸收劳动力和增长成果的分享方面，日益呈现出不利于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倾向。这一趋势背离“益贫式增长”模式的要求。　　6、新《劳动合同法》、“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和措施反映决策者希望藉此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和改进。但应慎重考虑施行时机和力度。考虑到我国仍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劳动力供求的较大矛盾，应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这也是“益贫式增长”模式的题中之义。为此，应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手续、取消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相关税费，鼓励创业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以期提高经济活力和促进就业。　　7、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益贫式增长”模式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在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方面意义重大。总体上，我国仍应该在相当长时期内坚定不移地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在宏观政策方面也要为之提供相应支持。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以及当前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而面临衰退威胁的情况下，强调“益贫式增长”模式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8、就具体内涵和政策内容而言，“益贫式增长”模式与当前在我国影响日增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考虑到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更多着眼于不同发展战略的比较与选择，为充分反映“益贫式增长”的内在要求，引起人们对“益贫式增长”的关注，现阶段强调“益贫式增长”，并以此作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政策参考，十分必要。　　9、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己从强调“又快又好发展”调整为谋求“又好又快发展”，“好”优先于“快”，表明中央更为重视和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关注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好”与“坏”显然是一个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基于自身福利状况的变化来给出结论，这无疑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好”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有助于全民共享经济增长，同时对弱势群体保持适当的关爱。这样的经济增长，应当是“益贫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