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水运的开发利用程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交通运输始终作为重要的区位因素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从交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重新阐释了重庆开埠后,川江航运和川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问题。 川江航运,自古有之。其航运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历代都曾加以开发和利用。但是,作为一条黄金水道,它的价值是在重庆开埠后才真正体现出来的。自1890年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权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所攫取,逐步丧失殆尽。直到20世纪30年代,民生公司崛起之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并最终收回了川江航权。到了抗战期间,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长江航运发生了大动荡,川江成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它作为黄金水道的地位正式确立。 川江航运的蓬勃发展,对川江流域社会的经济演变有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川江航运的兴盛,使得原本封闭的四川区域经济,受到了来自外资势力直接而猛烈的冲击。不断涌入的洋货,源源流出的土货,迅速扩大的对外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市场的商品结构,促成了适合于帝国主义对华实施经济侵略需要的流通和市场体系,加速了四川经济向殖民地经济结构演变,使四川沦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日益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最终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 另一方面,川江航运的兴盛,虽然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观结果,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四川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大量工业品的进口和农副产品的出口,使农村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农村扩大了相应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副业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农副产品的商业化程度,加速四川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大量洋货、土货的进进出出,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贸易是城镇发展的基础。由此,还带来了沿江城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