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法官在不同的时空和具体的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纵横交错的时空里，不同角度的法官身份定位十分明确地宣示了法官角色多重性，同时，不能否认法官角色的模糊性。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影响下，法官的角色从来就不具有确定性，出现了种种法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和角色扮演不适当地情形。　　第1章引言--法官的肩头。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背景变化，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强烈期待;在法律规则越细密则与正义的距离越远而不断追求具体公正可能就是瓦解公正背景下司法至上精神的凸现;在法律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的背景下法官能动主义的抬头倾向;从同态复仇到司法审判的发展趋势下和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价值转换过程中人的尊严价值的张扬;对限制公权力、为当事人提供救济制度的法官保留原则的强调;以及从非对抗制走向对抗制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消极中立角色的定位，这些越来越彰显法官正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从幕后走向前台，处处都显示了在社会关系中、组织活动上和诉讼制度内法官角色的重要性，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重担很大成分落在了法官的肩头。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和关键的制度机能载体，在静态定位上，从内在的自主意识和自觉心理状态以及外在的行为规范约束和道德价值规范限定来看，法官是自致角色、自觉角色、规定性角色和表现性角色。法官这种角色归属，却常常被其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所打破，法官角色有时表现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遗传性、无意识的习惯性、"封而不闭"的开放性和"养家糊口"功利性。在社会舞台上的法官进入角色的过程是先满足角色内在条件，再寻求角色外在认同，到担当角色关系;在动态演绎上，法官角色扮演除了台前与台后的相辅相成、实物布景与道具的象征作用以及角色仪表、风度的辐射功能的外围作用外，还表现为一个角色从期望到领悟再到实践的心理内化过程，在这些阶段中不免会有角色偏差。　　第2章法官的社会角色。承担着审判职能的法官在社会中为适应公众期待、显示其政治或者社会功能的规定性角色面临着一系列的冲突。概括来看，在权力体系内的独立性与受制性的角色定位、社会公众视野里的被怀疑与受信任的角色形象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消极性与能动性的角色行为等因素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些两级化的关系协调也不是通过所谓的折中得以解决，而是要求法官以一种专门性知识、专业化行动作为其底线。司法具有积极回应社会变迁的机理，从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和互动看，法治是通过在此消彼长的角力场上权力对权利妥协或者安抚与通过在互动中同时强化权力行使以强调权利保护这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基于一种公力性质，受怀疑的法官需要受到制衡，而为了显示其权威，法官不仅依靠强制的权力，更要赢得公众信赖。　　第3章法官的组织角色。法官强调职业自治与自律，要求行政事务与法律业务分离，但是法官受审判委员会、本级法院院长、庭长、上级法院等干扰和影响，业务行为不独立，行政化管理手段也被运用于法官的业务活动。不过，从组织运行角度而言，其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行政关系，必须被限制在不影响审判独立的限度内。但是，总体而言，法官是专门司法官，不是公务员，要通过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实现法官组织角色的期待。　　首先，基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存在法院与法官的关系内涵着集体与个体的矛盾。法官管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正和高效。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以有关法官法律制度的确立为里程碑，法官管理制度的发展顺应法官职业从大众化到职业化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转型时期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的理论空挡与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制度断裂，以及法官队伍的现实状况使法官处于"内忧外困"的境地。从制度逻辑上看，内部行政管理应当是为了支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并因而应当是辅助性的。简而言之，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大体上可分为对人的管理和与对事案的管理，虽然这两者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对人的管理主要强调集体的自治，而对事案的管理主要强调个体的自主。法官管理制度有司法管理权的自治要求、"后身份"关系的社团依赖和"特别权力关系"的排除三个理论基础。可见，以审判独立为前提并且服务司法审判权的司法管理权发展的一般趋向是:注重法官集体自治性和道德自律性，并且对法官的行政处分提供一定的司法救济性。　　其次，论述了法官的身份定位要注重自治与自律的结合。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法官守"师傅带徒弟"职业传统、持"升更大的官"文官心态以及"一级抓一级"积极贯彻领导意图的行政特色，更多地表现出了我国法官传统的角色定位非专业性、泛行政化和非自治性。不过从职业化的要求出发，在我国的法官管理上要超越师徒传统强调法官专业素养和精英诉求、超脱文官心态强调法官自治精神和公正品格、超脱领导意图强调法官自律意识和独立意志。法官的职业自治要求对法官的监督、对司法权的控制主要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官职业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作用来实现。其他形式的监督、控制，如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内容只能是法官遵守职业伦理和职业纪律的情况，而不能包括对个案判决结果的评价。法官实行自我管理是社会分工和专业特性的需要，必须通过专业内部的同行评议才能保证有适当的安排和处理，这是避免"外行管内行"的有效途径。同时，在专业化基础上的法官独立也体现了一种职业组织自治的要求。自治和自律其实都是一种管理。具体的制度包括，法官选任制度，法官晋升制度，法官的职业素质保障，法官职务保障制度，法官考核制度以及法官的责任与惩戒等。如，就法官遴选制度而言，顺应世界各国潮流，在选任资格上要注重学历和经历相结合;在选任程序上，法官的任命都倾向于采用委员会及各种机关和团体的遴选机制。又如，法官的晋升虽然与法官的选任以及法院的分类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法官的晋升更强调的同行的认可，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委员会的考评和任命更能体现法官自治精神。再如，法官考核标准如何设定和由谁担任法官考核机构，关乎法官能否独立审判。一个基本倾向是由一个专门设立的比较中立的机构依据法官守则或一定的标准，按照法定的程序，对法官的操守、业绩、能力、品行等进行评鉴，并将评鉴结果公之于众。复如，目前的引咎辞职制必然导致院长、副院长加大对法官判案的干预力度，并给院长、副院长司法行政权干预独立审判提供了一个制度依据和合理的借口，因此，以人民对法官是否信任为依据的弹劾制代替目前程序较为简单的免职和辞退制度。　　再次，论述了司法办案机制上要注重审理和裁决的统一。在我国要实现审、判统一的办案机制必须正视案多人少与事务分配的挂钩、功能选择与法官素质的匹配、审判与司法行政的冲突、自治与自律的转化、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脱节这几个方面的前提问题。审、判统一是法官独立性的重要命题，其价值在于:1.使裁决构筑于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之上，更具有客观公正性。2.法官角色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引出一个必然后果，即法官必须对自己的职权行为负责，强化了法官的责任感，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性、主动性，克服依赖思想，从而提高办案质量。3.由于减去了事事请示、案案汇报的重复累赘和繁琐程序，加快了办案速度，提高了审判效率。在我国，存在审理与裁决不统一的情形，"无面目的法官"主要产生于审委会讨论案件制度、院庭长批案制度、合议制和陪审制、回避制度执行不严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请示批复的关系。总体而言，我国法官的办案机制深刻地受到司法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影响。司法行政化使审判活动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层面上大打折扣，增加了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不满和怀疑。为此法官，一是坚持专业性，二是坚持独立性。　　第4章法官的诉讼角色。从诉讼构造看，为配合法官角色现实影响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在审前程序中需要进行以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为主的诉讼化改造，并继续完善以法官的居中裁判性和消极被动性为主的一种中立性的庭审模式。　　第5章结语:正义的化身。归结来看，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法官要成为正义的化身几乎是空想大于理想。就规范言，法律、道德和制度等法官角色规范或融合或区分，并且每一种规范都具有他律和自律的不同属性，虽然各有侧重。现实中，法官诉讼地位不确定、多重化以及角色地位与功能的不相适应性，可能会使其左右为难或者顾此失彼;就认知言，一个"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角色认同和内化构成主体从规范角色向外在的行为转化的重要心理基础。其内在机理，一是道德从内在维度、法律从外在维度通过规则化和非常强的约束力使自身成为对个体行为的明显、直接的刺激，进入行为个体的心智意识（类似于吉登斯的"话语意识"）来影响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而促成秩序。另一是法官的先前实践行为以及同行、外界的评价沉淀为潜在的习俗而深刻地影响着法官的后续和持续角色实践，起着程度不等的正面或者负面强化作用;就实践言，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后根据程序法的规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但是，基于社会因素、诉讼模式因素以及诉讼参与者的个体心理因素等而产生的各个诉讼参与者的角色重叠、角色混淆或角色依附以及角色相互关系之间不协调又造成程序异化。在不同的空间内法官的角色定位不同，因此法官所采取的行动就可能举棋不定或者犹豫不决，而对可能出现冲突、不相衔接的角色规范进行整合是一种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场域变迁甚至是人员更替，规则仍然会层出不穷。不能否认法官角色是多重的;使法官成为正义的化身可能是的每一项制度设计的初衷，但是事与愿违的情形也绝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