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保障基层社会稳定、巩固基层政权的关键。因此,如何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党和国家亟需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社区是居民的生活空间,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此,推动社区有效治理是实现基层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当前,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去组织化的趋势凸显。随着城市社区人口不断增加,社区内的治理困境也日益凸显。可以说,社会去组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渐社区化。因此,如何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就成为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基本任务。在本文中,尝试以社会再组织化为研究视角,通过上海W社区的治理实践,厘清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逻辑,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可借鉴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了国有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把城市中相关成员组织起来,并建立单位社区作为其生活空间。W社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建设并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时期开始,城市基层逐步形成以单位为核心的高度组织化社会。这也就是第一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单位通过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城市居民进行社会管理。街居制则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补充,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起到了辅助作用。由于单位是员工的工作空间,单位社区是其生活空间,所以,单位制下的城市社区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党社同构的单位共同体。第二章研究了社会去组织化的治理困境。改革开放以后,高度组织化的单位社区逐渐瓦解,社会去组织化趋势逐渐增强。在这一历史趋势下,住房体制改革、国企改制等改革措施加速了社区内部成员社会流动,导致单位社区对居民的管控力度逐步减弱。与此同时,原子化的个体、居民变化的观念、多元化的主体、“行政化”的居委以及碎片化的社区,引发了新的社区治理困境。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社区的“结构、行动、文化”的角度,研究W社区为破解相关社区治理困境,所开展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实践。第三章论述了W社区在“社区结构”方面推动社区主体再组织化的措施。其中W社区两委组织通过组织和动员社区居民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进行了社会再组织化的初步尝试。然后,在镇级政府的倡导下,社区两委组织通过建立社区邻里中心,把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进行统合,实现了社区内多元主体的再组织化。可以说,W社区两委组织通过其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建立了以党政统合为核心的社区结构共同体。第四章借助两个案例分析了W社区从“社区行动”的角度,通过多元协同服务推动社会再组织化的具体实践。一个案例是作为社区常态化事务的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社区通过系统化的组织设置、规范化的平台建设、例行化的组织监督,推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保持常态化开展。另一个案例是作为社区突发性事件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社区通过组建结构化网格、开展组织化调控、借助智能化科技等方式,及时和有效地应对了社区内的突发性事件。可以说,在社区两委组织的统合下,多元主体以集体参与、协同共治的方式形成了协作化的社区行动,从而建立了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行动共同体。第五章描述了W社区从“社区文化”的角度,通过塑造社区“公共精神”推动社会再组织化的具体实践。W社区在两委组织的带领下,一是通过开展公益性社区讲堂和周期性便民活动等公益性活动,助推社区认同,促进了社区文化营造;二是通过发展议事类群众组织和服务类社会组织等群众性组织,凝聚了社区共识,提升了社区公共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确立了“合作共建”的社区治理理念和“规范有序”的居民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了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第六章通过对W社区的治理实践,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再组织化的逻辑进路进行总结。社区在“党政统合的结构逻辑”“社区服务的行动逻辑”“公共精神的文化逻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目前三重逻辑推动的社会再组织化并不是完美的,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有序推动居委去行政化、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进一步培育居民公共精神等方式,完善社会再组织化的基本路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以党政统合、社区服务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社会再组织化逻辑仍将长期影响城市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