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石川达三凭借小说《苍茫》成为首位芥川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一举登上日本文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中央公论社派遣,前往被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做随军采访。他根据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并且根据对日本士兵的采访,回国后一鼓作气创作了长篇小说《活着的士兵》1,发表在了 1938年3月版的《中央公论》上。他不仅如实得描写了战争的真实情境,而且暴露了日本士兵的残暴、劫掠等恶行。因此,这部小说被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图书科判定违反《新闻纸法》而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并且,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编辑长雨宫庸蔵受到了监禁四个月缓期执行三年、发行人牧野武夫被处一百日元罚金的有罪判决。这就是所谓的"《活着的士兵》笔祸事件"。之后,这部小说流传到中国,经白木、张十方、夏衍的翻译,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论文主要从《活着的士兵》的笔祸事件,以及其在中国的翻译情况这两方面对作品进行探讨。论文构成如下。在本文第一章中,主要对有关《活着的士兵》的先行研究和论文的问题意识进行说明。在第二章中,从石川达三的战地取材和由《活着的士兵》引起的审查事件这两个方面来对作品进行分析。当时,关于被中央公论社派遣到中国的背景,石川达三在作品《结婚的生态》(新潮社、1974年)中有所涉及,并且在晚年的著作《经验的小说论》(文艺春秋、1970年)中对《活着的士兵》的创作、被禁的过程也进行了回顾。不仅如此,从当时的《读卖新闻》等的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出"《活着的士兵》笔祸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在本章中,结合石川达三自身的论述以及相关资料,试图揭开"《活着的士兵》笔祸事件"的真相。在第三章中,围绕着《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刊载时多个版本的形成过程,主要对作品的缺字处理以及版本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分析。在《活着的士兵》被禁之前,中央公论社为了不触犯《新闻纸法》,虽然对《活着的士兵》进行了多处的空字处理("○○" "××" "...."),但是当时的总编辑雨宫庸蔵认为这样还不够,又针对部分词句做出了铅版削除的指示。但是,由于铅版削除和杂志印刷一同进行,导致了在《中央公论》上刊载的《活着的士兵》出现多个版本。关于这一点,白石喜彦在论文《<活着的士兵>初出版本的形成过程》(东京女子大学纪要《论集》第50卷第1号1999年9月)中,围绕着目前为止发现的1938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进行探讨后,发现了五个版本的《活着的士兵》,但由于其中两个版本相同,所以最后得出了至少有四个版本的结论。牧义之在这个基础上,又追加了两个新的版本,将结论定为目前有七个完整版本的《活着的士兵》。在这里,笔者在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收集到的1938年3月版《中央公论》上所刊载的《活着的士兵》与空字复原版本进行对照,深入探究《活着的士兵》版本的种类和数量问题。在第四章中,围绕着白木翻译的《未死的兵》、张十方翻译的《活着的兵队》以及夏衍的《未死的兵》,对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活着的士兵》的汉译情况进行探讨。《活着的士兵》传到中国后,最初是白木所译,并在《大美晚报》上连载,不久即由上海杂志社推出了单行本。白木从原文中选译了一部分,并在每一部分添加标题重新编为十三个章节。分析会发现,译作中每一个士兵的个性被抹杀,译者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侵害中国民众的日军群体来把握的。与之相反,张十方的翻译可以说是全译。他将原文中被缺字处理的部分用"○○" "××"这些符号如实地表现了出来。但是,作品中存在很多翻译错误的地方。夏衍翻译的《未死的兵》起初是由广州南方出版社刊发的,广州陷落后,随着南方出版社迁到桂林,《未死的兵》也改在桂林南方出版社的名义下发行。从1938年到1940这两年间,《未死的兵》在上海、广州、桂林多次印刷、发行,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论文结尾,主要总结了战后《活着的士兵》在日本的收录出版,以及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除了收录在石川达三的作品集中,《活着的士兵》还多次选入战争作品集,足见其在战争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而在战后的中国,从八十年代至今,《活着的士兵》又被翻译了三次,虽然每位译者选择该作品的初衷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活着的士兵》中透露出的对战场真实性的描写。这也正是当今这部作品依然在中国被广泛翻译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没有深入挖掘分析战争的本质,但在战时,作为一位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敢于如实得去描写战争现场,已是难能可贵。在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今天,只有能够客观公正的看待历史,才可以更好的认清未来的发展道路。无疑,《活着的士兵》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段和战争有关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