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口战争爆发后,国府迁渝,重庆的战略位置口益重要。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在此期间,重庆银行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之前,学术界较多关注于战前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的金融情况,对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金融则鲜有研究,在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选取川邦银行重要代表之一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档案馆未刊档案和民国期刊杂志等第一手资料,通过爬梳史料,以期对战时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研究有所贡献。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是在1937年由原川康殖业银行、四川商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三家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成立伊始就适逢全国抗战爆发,大量银行内迁重庆,重庆的经济金融出现了新的变化。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积极适应战时环境,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组织管理经历了从单一的总分行制到总管理处的演变,日益完善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在人事制度上刘航琛利用现代的股份制思想,采取扩充个人股份,实现对银行管理权的掌控,实现人事重组以巩固自身地位。与此同时,在业务经营上,刘航琛充分利用战时环境和自身官商资源,拓展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在存款、汇兑等业务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投资业务上,改变了战前较为单一的投资政府企业,服务川军的性质,投资的范围更加多元,更倾向于实业。除此以外,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还承担了保存故宫西迁文物的重任。这些制度建设和业务经营使得战时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逐渐在川邦银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时期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当然,受制于战时金融管制下国民政府对政府银行的扶植和对商业银行发展的限制,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在国家银行和省银行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战时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分析,不断适应战时环境变化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在特殊环境下,如何应对政府金融管制,如何处理好外部与内部,经济与政治、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