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针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死伤者难以计数,史称“四一二”事变。事变发生后,伴随着蔓延各地的“清党”运动,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联合政府分庭抗礼;至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国共合作自此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以后,文学创作迅速跟进,出现了一大批以这一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作家立场不同,所以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了巨大差异。从政治立场着眼,可以将作家分为左翼作家、右翼作家和中间作家。这三类作家对四一二事变的不同叙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在艺术上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追求。左翼作家的“四一二”叙事主要集中出现在“四一二”事变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这一阶段反映大革命失败的叙事有三种主要类型:反映大革命失败、屠杀革命者的暴力叙事;大革命失败所导致的知识分子“幻灭”叙事,衍生出“幻灭-追求-再幻灭”循环重复的叙事结构形式;革命者的反抗斗争则表现为工农集体抗争叙事和带有“虚无党”色彩的革命者个体抗争叙事,代表了继续革命的希望。局部抗战开始后,小说中的“四一二”叙事开始减少,但这些作品不再止于革命者遭遇的暴力屠杀叙事,还反思了革命者在试图以现代政治伦理解构和颠覆传统伦理观念的过程中,过于激进的一面。大革命失败的叙事在左翼作家笔下或作为小说背景,或提供一种历史逻辑,投射的是作家“国族讽寓”的深意,个体的成长注定无法与集体、宏大的政治历史变动剥离开来。他们之所以多采用遮蔽的手法、间接表现“四一二”事变,其一是因为这一血腥事件持续的时间有限,在小说中只能作为一个情节的存在,难以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其二是国民党当局设置了严苛的书报审查制度,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了限制;其三是作家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时代,参与了革命,但他们所从事的宣传、文字等外围工作,难以触及政治熔炉的核心。对阵营内部错综斗争状况有所了解的作家较少,所以在小说叙事中只能展开有限的革命想象。“中间”作家的“四一二”叙事则体现了通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角对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现实的关注,因为相对模糊的政治立场,他们的创作体现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不仅对“革命者”不拔高,还有对“非革命者”和“叛离革命者”不贬低。其创作显示了作家从关注“集体中的人”“政治属性的人”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从关注“政治问题”转移到“人的问题”,从追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到追求“历史精神的、人性的真实”的种种倾向。右翼作家的“四一二叙事”,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中的革命人物进行“污名化”书写,基于道统史观来解释通过屠杀建立起的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之合理性。这些创作局限于政党斗争的狭隘视角,集中表现为反共题材和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选择,既缺乏现代世俗的生活色彩,同时也缺乏审美和思想价值。但右翼作家这些为数不多的叙事作品,客观上因其“异质性”补充和丰富了“四一二”叙事的文学景观。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对“四一二”事件的叙事,使得现代小说中的的“四一二”叙事具有多元性。这种多元的叙述,实证了以往现代文学研究中“四一二”事变仅作为单一立场作家笔下的某一种特定形象的偏狭性。对不同立场的作家的“四一二”叙事进行比较,发现他们在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语言修辞方面有着相似或相悖之处。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再次提出、探讨现代小说中的“四一二”叙事,其意义不止于对历史真相的重识,更在于文学史研究意义上的重拾。盘点不同立场作家笔下的大革命失败叙事,对以往因意识形态规约、受主流革命史叙述而忽略、遮蔽的文本进行钩沉阐释,是对既有文学史叙述的有益补充,更是通过文学叙事及其所折射的大革命失败包含的复杂内涵,为我们反思历史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