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献中,“风俗”之义最早由“风”字指称。从“风”到风俗,经历了较长的意涵演进过程,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①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②春秋早期到中、后期,受阴阳宇宙论与类比思维等先秦文化的影响,“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③春秋后期以至末期,风化之义随官方对先王之乐教化作用的提炼而产生,“风”由此出现民间音乐与风化这两极文化走向的对立,这促使官方继续概括先前统治者采风听政的政治传统,并将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与群体文化径直对接,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命题,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群体文化及其氛围的代名词,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显示了先秦乐教之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其所蕴涵的“移风易俗”之实质意图。 与乐教紧密相连,先秦礼教的宗旨也主要是教化群体文化即风俗。先秦礼、乐关系以及二者教化风俗之状况的变迁线索大体如下:远古时代,礼、乐在原始先民的祭祀仪式中起源,体现为原发的合一的文化形态;尧、舜、禹时期,礼、乐仍为一体,并且,在不完全的理论自觉下,乐被用为原始部落联盟的政教工具,其教化风俗的意识形态作用相对突出;夏、商之时,礼明确成为国家仪制,具备了政治意涵,此一时期的礼、乐政教状况应基本延续了前代;西周时期,周公在夏、商之礼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纳乐教入礼治,使礼主乐辅,合力教化风俗;到了春秋时期,乐仅保持着微弱的移易风俗的意识形态地位,礼则偏离意识形态而靠近法治,礼、乐出现了分流的倾向。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先秦诸子围绕礼、乐的兴废问题,形成了各自的风俗政教观,主要归于道、儒、墨三家:一是道家,老子开创自然主义原则,提出自然人性论而反对礼、乐教化,倡导“无为”“自化”的风俗政教观,庄子继之,发展出更为纯粹的自然主义,由此更为坚决、彻底地反对礼、乐政教;二是儒家,孔子创立道德本质主义原则,推崇西周礼、乐传统,将礼、乐视为个体修养道德的必由之路,“七十子”发展了孔子的性习观,并把礼、乐确定为群体教化工具,孟子主性善,而倡仁政,认为君王之治应当顺应人之本性,因此在他那里不存在“移风易俗”问题;三是墨家,墨子认为儒家过分讲究繁文缛节的做法只会败坏